中国最早的影片摄制公司(上海“亚细亚”，创办于1909年;香港“华美”，创办于1913年)最初是由美国人投资兴办的，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导演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其间拍摄的《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亚细亚影戏公司倒闭两年后，曾任亚细亚顾问的张石川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1916年)，从而开创了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先河。1922年，张石川和他的老搭档郑正秋等人联合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以一部《孤儿救祖记》开创了中国自有电影以来的最高卖座记录。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电影从业者和中国商人，据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等地，新开设的制片公司约有170多家。在新开设的制片公司中，上海的公司占了八成以上。上海成为中国电影业的重镇，其原因并不难理解，上海在二十年代末，即已飙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有东方巴黎之称。上海小市民的自命不凡，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业的黄金时代，这其间既有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娱乐片(如武侠片、古装片等)，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生问题剧”，到了1931年日本人入侵东北之后，直接干预时政的影片也多了起来，电影从摄影棚中走出来，承担起唤起民族精神的时代任务。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是和一个民族沧桑的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中国导演按照时代的进程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以活跃于一二十年代的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为电影事业的开拓者(默片时代)。第二代，以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蔡楚声、郑君里、费穆等为代表(蔡、郑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此次影展参展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声编导)、《乌鸦与麻雀》(郑君里编导)即出自他们之手。第三代，以活跃于“新中国”前十七年(1949-1966年)的谢铁骊、崔嵬、谢晋等为代表。第四代，以吴天明、张暖忻、黄蜀芹等为代表。第五代，以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等为代表。
第三代导演拍摄的影片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讴歌与回忆，如《红色娘子军》、《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一类是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如《白毛女》、《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一类是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如《李双双》、《霓虹灯下的哨兵》、《五朵金花》等。尽管这些影片全都符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在十年文革(1966-1976年)期间还是难逃厄运。不过，它们已经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可能不对它们怀有某种别样的亲切。
第四代导演指文化大革命前、中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9年之后开始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他们热衷于讲述的是“大时代关于爱的小故事”，其典型者如《巴山夜雨》(腾文骥)，《小花》(黄健中)，彷佛是要以此祭奠他们在文革中失落的青春。
这群受苦受难的老大学生方在喘息未定之际，异军突起的第五代导演便已像1978年后的改革大潮一般滔滔而来。这批后起之秀在文革期间是失学的中学生，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1983年后开始投入创作，随即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中坚。他们是中国电影长期与世隔绝之后首次在国际上捧回奖杯的幸运儿，他们执导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等“探索片”均以对历史文化的凝重反省和对画面和空间的形式追求见长。
当他们在80年代后期相继融入主流社会后，又有所谓第六代导演出现，他们拍摄的影片被称作“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近年来颇受国际舆论界关注。自第六代起，代际划分的意义基本上趋于消失，没有共同参与的历史事件作为参照，艺术家之间的个性差异很自然地便超过了群体的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