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办学校的大致规律是:学生受教育的年龄与工作阅历越高,学校市场化的可行性越高,由营利性公司经营的不可靠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陈志武
生活的逻辑其实就是经济学的逻辑,这即是为什么经济学话题近年那么流行。只是经济学的表述要系统些,至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希望对生活中的逻辑做提炼,找出规律,以便我们更好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让生活由被动朝主动迈进。其实,社会科学各领域大凡如此,目的在于更多更深地了解我们的生活,减少生活中的莫名其妙。
就说子女教育吧,这是多年的热门话题。在中国历史上,私塾曾经是主流,到民国时期,特别是1950年之后,才是公立学校当道。一直到改革开放中期,学校全由政府办,最近十几年慢慢有了民办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院,都有民办；虽然法律禁止营利性公司办学,但事实上有不少大中小学都以营利为目的。
那么,学校到底该不该民办?如果可以民办,到底是否只能由非营利性机构办?为什么办学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可以以营利为目的,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于着急的家长来说,到底该选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甚至营利性私立学校?
许多朋友说:教育之所以不能由以营利为目的之商人办,是因为教育决定人的一辈子,太重要了,所以,只能由非营利性机构或者由政府办。
当然,“重要性”不是关键因素,粮食也重要甚至更重要,但是我们没说粮食只能以非营利性方式生产；衣服也很重要,但我们能接受商业公司制作衣服,欢迎服装业的市场化,等等。
教育因为是无形无色的服务,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使教育的“好坏”难以评估测度,而任何人际交换“市场化”的先决条件,又偏偏是交易内容是买卖双方能够度量的,否则,市场化交易之后就容易出现问题,甚至崩盘使市场倒闭。
以托儿所为例,这也是教育机构。张三和夫人李四白天都要上班,只好把一岁半的女儿张丽放在托儿所。这时,我们看到的局面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是托儿所老师,得到服务的是张丽,而付钱交学费的是张三夫妻。
本来,市场交易是一方交钱一方交货,条件是买卖双方都能“识货”,能评估货物到底有多少、值多少。可是,张三夫妇白天上班,不在托儿所,没法亲自观察、监督、判断托儿所老师到底好不好,他们当然可以问女儿,要张丽回家后评价老师的好坏,但张丽才一岁半,话都说不清,怎么能告诉父母她在学校的感受、所得到的教育如何呢?所以,就出现了提供教育的、得到教育的、为教育付钱的是完全不同的三方,而三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难以互相信任或沟通!做父母的无法知道付的学费到底值不值,而老师又觉得做得再好也没人知道,反正学生没法判断,也没法给父母讲清楚!于是,由营利性公司经营托儿所、靠纯粹的市场化来组建托儿所教育,挑战大,因为服务提供方与付费父母之间会难以互信。
所以,托儿所、幼儿园等只能是非营利性机构,托儿所通过宣布自己是非营利性机构,等于向付费的家长承诺:自己不是为利润最大化而办托儿所的!以这种承诺换取家长的部分信任,使托儿所持续办下去的概率增加。除了选择“非营利”之外,在美国和中国,私立幼儿园尽量多安排家长会,给家长们经常来幼儿园交流的机会,通过沟通降低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尽量帮助付钱的家长“识货”。由于私立幼儿园收费比公办的高,私立幼儿园尤其会经常与家长沟通、频繁召集家长会,而公办幼儿园的家长会相对要少。
那么,小学呢?小学生的表达力和对教育“好坏”的判断能力,当然比幼儿园的小孩强,所以,如果实在要市场化经营,小学比幼儿园、托儿所的市场化可行性要高些。但是,由于小学生还是没有足够知识与经验去判断教育的“好坏”,而付钱但不会亲自得到教育的家长又难以替代小孩去“识货”,所以,严格讲,小学和中学还是不能由营利性公司经办。
由于多数大学生已经成年,“识货”能力已经比较高,他们跟付钱的家长基本能一致地沟通,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体,不再是服务提供方、受益方与付钱方三方严重相隔的局面。因此,大学的市场化可行性处于中间地带,既可由政府、非营利机构办,也可以由营利性商业公司办。
与幼儿园相对应的极端是EMBA教育,其次是MBA等研究生职业教育。特别是EMBA,完全能市场化,因为,读EMBA的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并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识的资深人士,他们自己付钱、自己受教育、自己判断好坏,也就是说,付钱人跟受益人不再是两组不同的人,这样教育交易只涉及两方,而不是三方或更多方。
因此,大致的规律是:受教育的年龄与工作阅历越高,市场化的可行性越高,由营利性公司经营的不可靠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解释如此,现实也基本如此。在中国,EMBA教育、电脑职业教育、英语(论坛)教育、会计职业教育、成年人教育等等,都已经高度商业化,而中学、小学、幼儿园教育即使有民办,也是由非营利机构办的。在职业教育方面,新东方、北大青鸟 IT教育等,不仅是营利性公司,而且也做到在纽约证交所上市,规模相当大。这些现实很合理,也说明研究生、职业学位与非学位教育,市场化程度还可进一步放开。
按照上面的三方分析框架,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问题丛生了,因为提供教育经费的主要是教育部门,受益的是学生,提供教育的是老师,而教育部门又跟学生之间基本没有沟通,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还远高于家长跟托儿所小孩间的信息不对称,因为家长至少会在下班后问自己的孩子在托儿所如何如何,但教育部门官员不见得这样。
如何让市场化的原则更多介入公办教育呢?一个办法是前几年讨论到的教育券,政府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给家长即学生们,让家长和学生一起对各公办学校做评估判断,然后把手中的教育券投向他们选择的学校。如果能这样做,就当然能减少因付费方是政府但得到教育的是学生所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