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非常复杂的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背负着相当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任何设计，包括社会制度的设计，都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考虑到在目前所具有的社会条件下，那些理论上行得通的，实际上是否可行？
首先，社会的诚信度不仅考验人们的良心，更考验任何制度和规范。有的国家，只要有两个大学教授签名，低年级大学生就可以转为高年级大学生，就可以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学习，学校之间成绩互认。这样的做法，换在今天的中国会如何？别说两个教授，就是200个教授签名，也保不齐弄虚作假。如果真的实行高考计算中学成绩，升了值的中学成绩炙手可热，利害之大，远超“三好”、“优秀学生干部”、“特长生”、“少数民族”之类，虚多实少怕是在所难免了。
其次，既然事关千家万户，事关切身利益，一切非正当非正常非正道的社会因素都要掺杂进来。在腐败因子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渗透的今天，谁能保证所谓“自主权”不被盗用滥用进而成为一个腐败的大温床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什么事情要想做到公平与公正，必须在制度设计时把人为的因素降低到最少，不能人为地预留任何弹性的空间。特别是高考制度，对于这样一种事实上的选拔制度而言，“末日审判”的标准必须也必然是绝对化的。
最后，也许有人会说，社会环境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充分相信我们的教育，特别是要相信我们大学中学的领导老师。这话是真诚的，但也是单纯的。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的规则即买与卖的交换关系普及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教育没有处在真空之中，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全身上下也裹着滚滚红尘。面对高考招生这样重大的社会选拔活动，用教育工作者的道德水准来押宝，恐怕还有些超前。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院校恢复了招生，采用的办法是推荐，推荐条件与推荐程序在理论上都无懈可击。一时间，推荐上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表征。结果怎样？史家早有定论。殷鉴不远，可为今日之戒。
也许，我们所谋划的，理论上、情感上都是正确的，也符合发展的方向，但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体。在这个复杂体中，合理的东西不见得能行得通，看似不合理不近人情的东西，也许是最铁面无私的，这就是残酷而真实的历史。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许多制度与办法的特殊性。在全社会的诚信水平没达到一定阶段之前，在对腐败的治理没取得明显成效之前，有关高考的改革还是要慎之又慎，切不可提一句漂亮的口号，借助于一个简单的办法，而行制度变革之实。给社会治病，或者说治理社会，推动社会制度改革，不可能靠一两副药就解决问题，我们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认真的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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