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籍无名的吉林小城松原，一夜间妇孺皆知，因为今年高考当地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舞弊现象。记者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可几乎已经涵盖了考试舞弊的各种方式以及整个舞弊产业链的生态。有家长围攻警方屏蔽车的，有殴打严格监考的老师的，有干脆抢夺优秀考生的答题卡欲据为己有的……据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吉林省公安机关在5月28日破获吉林省最大一起非法生产销售高考作弊器材案件，案件显示，作弊器材绝对可以跟“间谍”设备一拼高下，能使政府的屏蔽车如同虚设。
必须承认，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考试作弊，防范和查处的难度当然会增大。但有关部门决不能强调此原因推卸其责任。防范和查处考试舞弊，犹如打击其他犯罪活动一样，是一种水涨船高彼此竞争的攻防关系，没有一方可以凭技术力量取得压倒性优势。在古代社会，交通、通讯及各方面的技术远落后于今天，犯罪者凭借的工具、使用的手段也较原始，当时的捕快用落后的侦查手段即可对付。今日犯罪手段随时而变，比古代先进了许多，同样警方的刑侦水平也在提高。总之，只要法制健全、公安司法部门敬业，无论犯罪手段如何更新换代，都能有效地予以打击。
以考试舞弊为例。中国是个考试传统非常悠久的国度，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更为人称道。有考试制度诞生，伴生的就是五花八门的作弊，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考试作弊手法和考试一样历史悠久。今天，去上海嘉定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参观，就能看到古代的考场作弊手段和工具花样翻新，夹带、替考、买通考官等现象也早就存在。可是，为什么中国科举制度的严肃性和公平性一直能得到维护呢？关键原因是历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舞弊的打击不遗余力，责任追究制度十分健全。在明清两代，科举舞弊一经发现，其用典之重，不亚于谋逆。
以替考为例，那时候没有现代照相术，对考生的特征只能粗略注明“微胖”、“面黄”、“有须”等等，岂不是很方便瞒天过海么？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官方能最大限度地防范替考。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中介绍，考选秀才时，考前学政(一省主管教育的长官)点名，点到某考生名字，该人大声应答后，上前走到学政面前，大声喊“某人保”。这位考生花钱聘请作保的廪生(可以定期领工资的秀才)也在学政后面应答“某人保”。一个人想要雇人顶替非常之难，首先要买通作保的廪生，此人要担负很大风险，如事发后会被革除功名并下大狱；其次要买通考官；最难过的一关，是同县的考生，彼此熟悉。一县取中秀才有定额，某人舞弊考中秀才就等于挤占了别人的名额，同考的人知道后多半会举报。
考秀才如此，那么更高级别的乡试、会试就更严格了，科场舞弊是当时官员乃至士人的一条高压线，谁栽在这上面基本上即使不杀头，也永世不得翻身。明代张居正当权时，他的两个儿子考取了进士，这俩儿子还真是不折不扣的才俊，这点举世公认，可照样物议汹汹。他死后王锡爵当首辅，为避嫌疑，干脆等自己退休后，才让儿子参加会试。清咸丰年间爆发了有名的“顺天乡试舞弊案”，许多官员牵涉其中，一品大员、官拜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前朝的相国)、时任该次乡试的主考官柏葰竟然被杀头。
纵观中国古代的科举史，可发现这样一条规律，舞弊的泛滥程度和舞弊手段翻新没有必然的关联，而和政治的腐败程度成正比。同样是明朝，到了崇祯年间，为回避不得不牺牲儿子前程的王锡爵的老家江苏太仓，有一位士人留下一份《研堂见闻杂录》的笔记，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他目睹所在的苏州府科场风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如何迅速被败坏。同样在清朝，光绪朝距离咸丰朝并不算太远，当时也发生过一场有名的科举案，影响深远，使一个小康之家陷于困顿。主人公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翰林出身，为自己的儿子(即鲁迅的父亲)在乡试前向他的科举同年、那次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请托，事发后系狱，他在法庭上大喊冤枉，历数某科谁谁靠舞弊考中，自己不就是照样来一下罢了。这口气和当下某些贪官被抓后抱怨运气不好如出一辙。
当然，不能简单地将现代高考和古代科考类比，毕竟现代高考的性质、规模和古代科考差别很大。但必须承认，现代行政部门所掌控的资源亦非古代官府所能比。只要建立健全的问责制度，并严格执行，使舞弊的风险加大，那么是可以遏制住高考舞弊泛滥的。事实上，高考舞弊全国各地都发生过，但程度很不一样，像今年吉林如此严重很少有。而舞弊手段的高科技在全国各地不都是一样的吗？可见，高考舞弊泛滥决定性因素是人而非器材，防范和查处舞弊也要把重点放在对人，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监考人员的管理上。徒法不足以自行，工具也如此。如果执法严格了，再先进的舞弊工具，没人敢使用，工具自身不会起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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