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民间方案
只有实行全国统一高考，才能消除本地人担心的“高考移民”，才能使教育主管部门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有可行性
本刊特约撰稿/谢良兵
2011年10月29日下午，部分非京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方案建议，应“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来认定高考报名资格。这被视为“异地高考”的民间方案。
在此5天前，包括北京大学(微博)教授张千帆等高校专家在内的15位公民，联名向总理上书，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呼吁取消有关“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的规定。
这两起事件无疑将近年来广受关注的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再次推向了舆论的高潮。有论者乐观期望，“学者上书”和“民间方案”或能倒逼高考制度甚至是户籍制度的变革。但教育部对此的回应则是正在调研，尚无时间表。
2亿流动人口的权利
“关注教育公平”志愿者桃源(网名)已经接受了让孩子回老家复读高考的现实，但她依然出现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的发布会现场，她希望能和其他家长一同继续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不希望像我们家这样的悲剧继续发生。”她说。
1996年，桃源夫妇俩从山东来北京发展，不久便购置了房产和汽车。随后，两人的事业也都稳定在了北京。1999年，桃源的孩子也跟随来到北京就读小学，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三第一学期，直到今年3月，回到老家中学就读准备高考。
由于北京和山东的教材不一致，这位在北京读书时还是班上前十名的孩子，在2011年的山东省高考中成绩并不理想，只达到当地三本录取分数线。而孩子昔日的北京同学们，却纷纷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为了让孩子考回北京，桃源夫妇决定让孩子在山东老家复读一年。但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在那个极少回去的老家，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这种巨大的落差也让孩子的心理产生了变化，“孩子就不停地吃，买东西，现在胖得……”桃源话未完已止不住眼泪。
桃源的丈夫则为了孩子，已经辞职回老家陪读。“这是我们把孩子留在身边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之一。”桃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北京，像桃源孩子这样的随迁子女已有40多万。而放眼全国，这个数据则更为庞大数据显示，2010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小学和初中就学的人数已达997.1万。在中国的农村，尚有未能随迁的留守儿童约5800万。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现有2.2亿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和生活。这些人以中青年居多，如果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即“流二代”要么被留守在户籍地，要么随迁，但随迁最终还是需要面临在读初三时是否回户籍所在地的抉择。
这多少是个令人纠结的难题。孩子不回家读初三参加中考，将不能在户籍所在地获得学籍，也就不能参加四年后的高考；如果选择回去，就必须承受至少四年的骨肉分离生活，留守儿童问题凸显；如若举家回迁，工作难找，全家生活又成问题。
任何一种选择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丁香花(网名)199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但一直未能获得北京户口，如今孩子选择了在北京读高中，因为没有户籍地山西的学籍，三年后孩子只能以社会人士的身份回山西参加高考，但“社会人士高考录取有诸多限制。”丁对孩子的前途忧心忡忡。
中产维权撕开口子
在2.2亿流动人口中，以农民工居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进城的流动人口尽管被称为“新市民”，尽管在当地纳税，却始终未能与当地人享受“同城待遇”。
比起很多流动人口，桃源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作为拥有“北京居住证”即所谓“北京绿卡”的外地人，桃源的孩子在北京读书时免除了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和借读费。但也正是这张“绿卡”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在孩子初三时未能及时抉择。
根据北京市引进人才的相关规定，拥有北京居住证的外地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北京户口，而在转为北京户口前，享受与北京户籍一样的同城待遇。但很快，这种“期限”被无限期地延长。争取随迁子女高考权利的志愿者，首先就来自这些“绿卡族”家长。
北京的“绿卡族”家长大概在2005年左右开始进行维权，当时网络不如现今发达，家长多为“单兵作战”，为各自孩子的小升初、高考等受教育权利不断地诉讼、上访等。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维权的同时，孩子要么被送出国留学 (微博) ，要么回户籍地高考。
这两年，这个队伍不断壮大，他们自称“关注教育公平志愿者”，他们甚至已经拥有一个网站(www.jiaoyugongping.com)作为维权的平台。在十几个家长志愿者QQ群中，家长们相互鼓励，任何有关异地高考、户籍的话题都能引起一阵讨论。
而他们的例行工作，则是街头或网上签名和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四去当地教育部门和国家教育部递交呼吁书。截至目前，这些志愿者已经征集到签名达51000人次，已连续16次向教育部递交呼吁书和建议书。
从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的志愿者家长来看，这些家长多为有房有车的中产阶层。在流动人口中，那些富贾们直接将孩子送去了国外。而收入不高的农民工，则被迫将孩子留守在户籍地。只有这些中间阶层的流动人口最为尴尬，也因此最有维权的动力。
随中国房地产市场而兴起的中产维权意识，在随迁子女高考权利的争取中得到了验证。这些随迁子女家长的利益诉求，也从最初的只为自家孩子权利扩展到流动人口群体的权利，甚至开始关注中国教育公平的问题。
志愿者的努力并非没有成果。北京小升初取消户籍限制就是例证。2010年5月份，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随后北京各区陆续表态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外地子女就此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尽管不敢断定这就是志愿者推动的结果，但多多少少和这些家长的鼓与呼有关。就此，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副主任梁文永称：“希望这个(教育)黑幕要有一个口子，这个口子需要有人撕开，不管撕的对还是不对。”
孩子们等不起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曲相霏是上书的15位公民之一。据她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她与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等人有一个相关的课题研究小组，对异地高考等问题调研了两年时间，上书便是研究的工作之一。
她承认这次上书社会反响很大，但阻力依旧很大。她称，一个十几年未能联系的同学在看见他们的上书之后曾电话告诉她，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的私人答复是“不大可能放开，不仅不大可能放开，可能会越来越紧。”这让曲相霏感觉不可思议。
《中国新闻周刊》接触的多位专家也表示，对于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要求在教育部是可行的，但压力更多的来自地方政府。教育部的一位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年底教育部或将出台新的方案，学籍取代户籍将成为未来报考的重要依据。
但他也说，来自地方的压力太大，教育部也是有苦难言。一致的担忧在于，在现有的分省高考和录取体制下，存在“高考洼地”，一旦放开高考户籍限制之后，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流入北上广等大城市，产生大量的“高考移民”。
为此，民间方案建议，“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北京、上海两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这个过渡期的方案，被批评为是在用新的不公平代替旧的不公平。“我们现在拿出的这个方案并不是最公平，最完美的方案，按照我们的课题研究，我们最后要得到的是统一高考公平录取，绝对地让高考与户籍脱钩。”曲相霏说。
随迁子女家长的行动和15位专家学者的呼吁，也让部分北京、上海等本地户籍人士产生了担心。在微博上，有关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论战开始出现。部分北京、上海户籍人口认为，放开之后，外地人将抢占他们的子女的教育资源。
北京、上海是“高考洼地”，担忧很正常。但另一个流动人口大省广东并非“高考洼地”，其“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改革同样难以推进。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称，最终要依赖于实行全国统一高考，才能消除本地人担心的“高考移民”。也只有实行全国统一高考，才能使教育主管部门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有可行性。
教育部一再回应，正在调研相关问题，但没有时间表。桃源伤感地说：“孩子们已经等不起了。”根据2007年全国妇联的调研报告，留守儿童57%以上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