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发生在2007年。
高中三年,我一直呆在萧山中学的实验班:那里有特别勤奋的,也有特别聪明的,更有心胸十分宽广不拿成绩当回事儿的;所以品质、智商、气量都平平的我,考前模拟测试的成绩排名都不是很理想。虽然表面上挺镇定,但心里我还是很落寞的。当时,我暗自想考复旦新闻系,可我也明白复旦新闻系的分数要求那就相当于买奢侈品。高要求低水平,急得我晚上都睡不着。为此,我还特地找心理老师做咨询。老师教了我有助睡眠的心理暗示法,我就觉得那套理论挺高端的,实践效果还得因人而异。
治好我紧张失眠的,是我的历史老师和我爸。教我历史的是赵新亮老师,在最后一堂课给我们指点江山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想啊,多大点儿事儿啊!睡不着又怎么了?年轻人嘛!两天不睡有什么关系!我在你们这年纪,通宵看小说第二天照样翻筋斗!听完我豁然开朗:对啊,不睡又不会死,慌什么!于是,对于失眠我轻松了不少,睡不着就睡不着吧。当然,让我变得更加大胆的是我爸。我爸的教育理念搁在这个时代倒有点理想主义色彩,我妈鼓励我一鼓作气一举高中,我爸就背着我妈劝我:“考不好就考不好,大不了高复;不想高复,那就读个二本三本,成绩差不做人了啊!”老爸一语道破天机,我的心轻了,晚上反而好梦。
在2007年6月7日,我就抱着一颗“做好最坏的打算,不放弃最后希望”的真心,高考了。虽然是6月初,天气却很闷很热。我爸每场都在校门口等我不是渲染气氛,描述什么感人场景他在车里吹空调看报纸听歌,倒是我,在考场热得握笔都打滑。记得,最后一场考英语,我写完作文后心就飞出去了。茫然地望着窗外,正好学校广场上的白鸽三三两两飞过。那感觉就仿佛还在高一的四楼教室,阳光灿烂的暮春午后,老师洋洋洒洒地写着黑板,同桌正记心情日记,我发着呆,默数着外面飞过的鸽子。
从1977到2007,正好是恢复高考三十年。如果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此的举国选拔刻印着一个时代的激情、昭示着公平与竞争理念的普世、社会的开放和流动的话,那么,在21世纪,高考越来越多的是家庭和个体的“小心思”。考试结束后,一边等着成绩,一边各人有各人的算盘。我妈已经开始纠结自己的女儿是成为大律师为人民主持正义还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际上叱咤风云,我爸一贯于他的沉着冷静不断说服他自己浙大应该没问题,外婆已经开始蓄势待发要跟一起早锻炼的阿公阿婆火拼谁的孙子孙女考得好了,两个表弟估计是喜忧参半地在盘算着姐姐的傲人成绩背后自己所面临的艰苦日子。
而我,思量的反倒不是分数、复旦、新闻系什么的这些当初魂牵梦萦的未来,在那十多天的时光里竟变得那样的不真实。我想到的、看到的,是离别。成绩出来前一个礼拜,我们去了趟黄山毕业旅行。同行的,有我六年的死党,日日相伴的同桌,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好友。还有,是暗恋了整个青春的男生。在雨后的山间,听着婉转的鸟鸣,闻着清香的泥土气,他在那儿拍照,我琢磨着:要是能和他在一个城市上大学就好了。分数是打电话查的。热线开通前的下午,我实在难耐就出去晃荡。沿着河边走,对岸是第二人民医院。突然传来“哇”的一声,等我搞明白,对面一个小房子里已经推出来了具盖着白布的尸体。那一刻,我脑袋一懵:什么状况?!等到电话那头传来“611”这个数字的瞬间,我才释然:菩萨是有他自己的意思吧这点上,我信我妈。
7月上旬,录取通知书就来了。那个夏天全区都在轰轰烈烈地拉闸限电,红色快递到我手里已经是晚上了。家里停电,又赶上雷阵雨,我就借着路灯投来的光在大门口拆开了信封南京大学,社会学。这是我自己选的学校和专业,不是复旦,不是新闻系。雨停了,电还是没来,我就躺在床上认真期待:期待这个不太有人懂的专业,期待那所漫天绿阴的百年学府,期待我妈无奈的妥协,期待,偷偷喜欢的他最后会去了哪里。
社会学一扎进去已经学了五年。没有什么结局,我依旧在为“记者梦”努力着高考有时候是无碍梦想的战争。后来我们恋爱了分手了,顶着两个半小时的飞行距离高考便成了与青春有关的一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