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发展导致深度失衡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2008年的时候，教育部曾发文，要求部属高校招生遵循“生源质量为主，兼顾地区平衡”的原则，属地招生比例逐步缩减到30%以内。
尽管对30%的比例，坊间依然颇多非议，但实际的情况仍然比这要严重。
据张千帆所做的一个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显示：一名高三学生，在不同省份，考上名校的几率最大差别是288倍。
以北京大学为例，2011年，该校在京招生223人，在贵州仅招25人。根据同年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也就是说，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其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广东考生的37.5倍、贵州考生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
“北大的招生方案还不是最糟糕的，和复旦、浙大、南京大学(招生办)等京外高校相比，可以算是最不歧视的‘楷模’”。张千帆在其课题报告中这样总结。
据张千帆课题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以2009年的招生为例，复旦在上海市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则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内蒙古等10个省区投放的招生指标都在1名以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据中国地质大学(招生办)学报所刊登的题为“高校十年扩招的公正性缺失及其应对”的教育人文科学项目披露，大多数“985工程”大学的本地招生比例仍超过30%，有少数院校扩招以来本地化率甚至不降反升。从扩招以来的省际毛入学率分析：在整个扩招时期，不同的省市区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机会的获益状况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直辖市为一端的区域中，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机会增长迅速，而像贵州等偏远省区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却相对微小。以贵州为例，从扩招到2006年，适龄人口中的高等教育机会仅仅增长了318个百分点，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不及上海、北京、浙江等省市的15%。
研究人员对这样的状况提出了批评，“实现教育公正的前提是充分重视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而对每个学生差别对待、因材施教。应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兴趣和需求接受不同层次的教育，并非北大、清华等名校就适合所有的学生，也不是地方院校培养不出高水平的人才，而是要‘量体裁衣、为个体发展提供与其自身条件相当的教育资源’。然而，不幸的是，高校大规模扩招‘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剥夺了精英教育阶段少数人享受高水平学术性教育的权利，它为才智平庸者提供超出其能力所能利用的太多机会，或给才华出众者提供的机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都与公正原则相违背’”。
“名校属地扩招的根本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大学出于各种考虑，对本地考生给予更多的指标。”张千帆说。
探索新的大学治理机制
据了解，与清华、北大不同，复旦、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等在沪部属高校均采用“部市共建”模式，其办学经费中，上海市地方财政投入占了相当大比例。从历史上看，在1998年，教育部制订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之后，就明确提出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这就是有名的“985工程”。随后，中央政府提供给该工程第一批大学，也就是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各拨款18亿元。但随着“985”高校日渐增多，地方政府也参与到了高校共建的队伍中。在共建过程中，地方政府提供的经费往往会达到高校办学经费的一半，甚至更高。
在地方保护主义与属地扩招合二为一之后，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更加举步维艰。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就表示，河南考生每年近百万，占全国考生数量的十分之一，但一本录取率只有5%。“河南考生高招分数很高，没有学上，没好学校上，想上清华、北大要高出一本线80到100分，想上一般的一本大学也要高出一本线40分左右”。
记者了解到，早在全国统一高考时期，各地上名校分数差异就很大。以天津某著名高校为例，考的是同一张卷子，但南方某省的考生要想进入该校，比本地考生至少要多考50分。
“要遏制名校的属地扩招，有必要探索新的大学治理机制。大学的招生标准，还可由教授们组成的独立招生委员会制订并同时监督招生工作部门执行，避免出现评价标准随意变化的情况，就好比说某地生源好，却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显然经不起推敲。另外，从促进公平、公正出发，大学在招生时，不宜简单地采取学业标准，还需考虑多元化因素，包括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否公平、家庭经济情况等。”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张千帆认为，取消属地扩招的关键，就是要大学取消这样不公平的招生指标，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对各地考生采取统一标准，扩招也要面对全国的考生进行扩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