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办)新任校长韩震向全校师生公开承诺“三不”：担任校长期间，不再做自己的专业（外国哲学）学术研究，不再申请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不再谋求与教学有关的个人荣誉。此前，湖南大学(招生办)、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校长分别在履职之初做出类似承诺。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在上任时更是建议大学校长要跳出“学术山头”。
显然，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态度与做法。不过目前舆论主要关注的是此举对大学管理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校长跳出“学术山头”，对于学术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
有人戏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现在看起来，这话颇有几分道理，一向在人们印象中相对淡泊平静的学术界，当下也有演变成“学术江湖”的趋势。有江湖，就必然会有门派、山头。而各山头的掌门、“山大王”，在中国学术界已经高度行政化的今天，往往由正在或者曾经担任过行政职务的人充当。
学术山头的形成路径比较复杂，最初还跟学术、教育有一定关系，比如依托一定的学术观点而形成学派，或者师出同门，也比较容易形成小圈子。以前各个山头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温和，最严重的也就是由学术争议上升到个人恩怨。虽然山头的形成与山头之间的“斗争”也关涉利益，但大抵还是围绕着学术来进行的。
但当下的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武侠小说中江湖中的种种血雨腥风，无非是各门派争夺传说中宝藏、秘籍、名位等利益。而现实中的学术界之所以会成为江湖，其实也是因为资源分配使然。现在学术界的各种资源，较之于二三十年前，其丰富程度已经不可以道里计，诸如课题、经费、论文发表、奖项、职称、职务，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研究基地、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等，这些资源如果能够得以合理有序分配，自然能够促进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但资源永远都是供不应求，因此总会有人利用特别的手段，而不是依靠公平竞争来获得这些资源。拜倒在某一山头之下，则是这些特别手段之一。
通过山头来分配学术资源，已经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学术资源分配不合理。很多资源，往往落到有实力的“山头掌门”或者其同门手中，而不是分配给最有资格获得的人。其次，造成了学术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不可否认，各个山头的掌门，大部分是有实力有资格获得学术资源的。但问题是，有些人拿了宝藏还要拿秘籍，拿了秘籍还要当盟主，不厌其烦。一个人做的事情数量太多，质量必然下降，资源就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应。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研究者拿不到什么资源，不能很好地进行研究，又是对他们能力与才智的极大浪费。第三，山头主义影响学术自由。著名历史学者赵俪生先生，就是因为其观点与几个学界大佬意见相左，终身没有拿到博导资格，甚至他带的硕士生也受累多人不能毕业，赵先生一气之下，不再带学生，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正是由于利益的诱惑，很多研究者将本应该用于学术研究的大量时间、精力用于打入进而依附山头，再而跻身于山头掌门之列，而担任行政领导，便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快捷之路。行政权力的介入，反过来又固化了山头，戕害了学术。由此看来，韩震等几位校长的做法就有特别的意义，如果行政权力与学术山头撇清关系，山头固然依旧还会存在，但至少可以降低其影响，减少其危害。但愿这是中国学术界告别江湖化、山头化的良好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