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开始的高考招生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之所以出现“招生乱象”，主要是因为高校招生部门把争夺“状元”和高分考生作为招生指标和“政绩”所致。因此，为了消除这一现象，一方面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高校招生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高校招生部门自身也要加强自律，有序竞争。这些建议都很正确，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动机决定人们的行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都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制度环境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外部约束条件。制度激励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也随之发生改变。这和道德水准没有任何关系。从制度的角度考察，我认为，“招生乱象”的根源可能在于目前各省市普遍推行的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这一方式改变了考生和高校以及与高考招生有关的各社会主体的行为激励方向。要从根本上消除“招生乱象”，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实行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加平行志愿。
目前，有三种高考志愿填报方式并存：一种是北京和上海实行的考前填报志愿方式；另一种是黑龙江、山西、辽宁、新疆实行的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方式；最后一种是其他大多数省市实行的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凡是出现“招生乱象”的地方，一定是在实行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省市。那些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省市，虽然招生竞争也很激烈，但很少出现过度乃至混乱的局面。
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下，一方面，高校为了争取最优秀的生源，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目标学生能够填报本校。这是一场“零和博弈”，但由于生源竞争关系的存在，谁也无法从这场博弈中脱身。当前，高校在招生中的所有做法都和这一方式有关。比如，和考生签订预录取协议，人为减少公布的招生计划，甚至只在某个省市投放一个招生计划，等等。不是高校喜欢这样做，而是制度设计逼迫你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考生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被某一高校的某一专业录取，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和高校进行谈判。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报考另一所高校。由于考生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因此，高校招生变成了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和交换。不是考生和家长喜欢这样做，而是制度设计逼迫你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高校招生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才培养。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所带来的最严重的政策后果是，它违背了教育规律，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预期。
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把“唯分数论”推向极致，不利于素质教育的开展。在目前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下，高考分数是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在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方式下，由于不清楚自己的具体高考分数，考生还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校。高考分数只对高校招生录取有影响，对考生本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时，由于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考生只能把分数和每一所具体的高校和每一个具体的专业一一对应起来，严格按照高考分数来填报志愿。高考分数变成了决定性的和唯一的考虑因素，“唯分数论”被推向了极致。
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颠覆性地改变了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考生和高校的关系，由选拔学生变成了按分数争抢高分学生，使高校招生变成了市场交换。由于已经明确知道了具体的高考分数，考生变成了各高校竞相争取的对象。考生可以凭借一纸分数条待价而沽，和高校进行谈判。谁提供的条件好就选择谁，坐观高校竞相举牌叫价竞争。教育有其特殊性，教育质量只有当受教育者完成受教育过程后才能做出准确评估，因此，当考生对高校教育质量无法进行准确区分的时候，谈判条件很容易被转化为高额奖学金和所谓热门专业。这就使得高校招生变成了依分数高低而进行的拍卖。高考分数原本的学业参考衡量尺度意义变了味，甚至成了交易的条件，学生求学变成了高校“求学生”。长此以往，其后果不堪设想。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高校招生在“求”学生，它会影响和改变中学的行为。中学为了将来能够增加考上著名高校的人数，在中考以后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分数高的学生。所有在高校招生中发生的情况会在中学招生中重演。显然，这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强化了经济管理等所谓“热门专业”，不利于基础学科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在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时，由于不清楚自己的高考分数到底是多少，考生虽然也会填报经济管理等专业，但考虑到风险因素，填报时会比较慎重。但在明确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以后，考生和家长的心理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产生了怕“吃亏”的心理。我考的分数很高，别人分数比我低都上了经济管理等“好”专业，我如果没上，岂不是吃亏了？为了怕吃亏，社会上认为什么专业“好”，我就填报什么专业，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放在第二位了。另一方面，考生和家长可以和高校进行谈判。我想上经济管理专业，如果你不答应，我就选择其他高校。其他高校当然也面临同样的谈判。于是，只要考生提出要上什么专业，高校为了争取生源，就必须答应。如果不答应，就只好眼睁睁看着这个学生被其他高校“挖”走。其结果，是高校不断扩大经济管理等“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一些基础学科或“冷门专业”，越发无人问津，面临关门的危险。而我们都知道，大学是培养不同类型人才的机构，要为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更重要的是，基础学科对于大学、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基础学科的水平不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最终会受到严重影响，会从根本上受制于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高校都变成经济管理学院，未来的社会也不会只需要经济管理人才。盲目迎合考生和家长的需求，会带来短视的危险，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急功近利的倾向，最终会损害考生的长远利益当他们毕业以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会发现由于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他们当初选择所谓“热门专业”却可能导致他们毕业后面临失业的危险。
招生本身不是目的，归根到底，招生是为了更好地培养教育人。试问，如果分数可以像商品一样被交换，学生可以通过考试去挣钱，报志愿时不是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根据社会一时追捧的专业热度去进行选择，那么，高校如何选拔学生？各门学科专业真正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如何涌现？在真正急需和系统全面的科学门类中，国家和民族的创新基础又在何处？我们将来凭什么样的人才去和世界其他民族展开竞争？教育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至少在招生入学这一门槛上，不能让学生与金钱、市场、交易这些东西离得太近。市场不是万能的，科学和学术更需要大批具有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的人才。即使其它一切都可以与货币交换，教育、理想、科学使命感、创新的兴趣等，这些值得人类永久珍视的价值还是应当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从根本上说，大学应当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并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
目前看来，比较合理和理想的方式是实行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同时，实行平行志愿。和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相比，这种方式既避免了上述弊端，符合人才选拔培养规律，同时，也避免了考生的落榜风险。
实行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一方面，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所凭借的判断依据是自己的平时成绩和高校的人才培养特点，从而淡化了一次性的高考分数对自己未来道路的影响。考生可以不受外界干扰，比较从容地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校。即使考生想去和高校进行谈判也没有资本。另一方面，高校因为不知道具体哪一位考生的高考分数高，没有具体的争取生源的目标，只能面向所有学生宣传自己的人才培养特点，以此来吸引学生报考，从而避免了使用高额奖学金、许诺热门专业等方式来拉拢收买学生。双方都没有进行对接的动力和途径。由此，制度设计迫使高校和学生都回归到教育的本质轨道上来。
考生和家长最为担心的是一旦高考分数出来以后和自己当初的估计有距离，会从“天堂”掉到“地狱”，面临落榜风险。如果实行平行志愿，即使上不了最心仪的学校，由于还有其他同类型或同层次的高校“兜底”，考生也不会面临落榜的境地，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考生的利益。对于高校来说，由于有可能招收到不同分数的学生，也促进了生源的多样化，有利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实行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加平行志愿，虽然高考分数仍然是高校招生录取的依据，但是，由于高校和社会不再对高考分数给予过度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唯分数论”和“应试教育”。考生和家长可以把注意力投入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