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高职高专秋季教材市场的发行大战正如火如荼，而在一家大型出版社担任发行人的罗女士却表示：“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乱象丛生，我不想干这个行业了。”
全国高职高专在校生约为1000万人，每名在校生的教材开支平均每年在300元左右，以此计算，全国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的份额为30亿元左右。
“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蛋糕，由于准入门槛低，把关人角色缺位，导致各路出版商群起而攻之，各种显性、隐性规则大行其道，山寨版教材频繁现身，坑害的是学生家长的钱包与孩子的前途，鼓起的是部分高职高专老师与出版商的腰包。”业内人士说。
近日，罗女士和其他几位出版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了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上的种种“猫儿腻”。
出版商像“药贩子”，不择手段推销教材
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是伴随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而兴起的，与本科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相比，起点较低，基础较弱，但发展速度很快。据《2009全国大中专教材数据分析报告》与《新华书店大中专教材目录》统计，165家出版社中品种增长最快的是高职高专教材，从2004年的9629个品种增至2009年的35572个品种，增幅为269.43%。
在2008年以前，高职高专及其老师编写、出版教材的愿望不是很强烈，主要以个性化校本教材为主。后来，发现编写教材不仅可以赚钱，还可以用于高职高专教学改革与专业建设项目的申报、验收，高职高专及其老师编著、出版教材的激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从校本教材，到公共课的大学语文、数学、计算机，再到专业课、实践课教材，每编著出版一本教材，在一所高职高专就有几千本的销售量。
为将这些利润收入囊中，出版商不惜使用高额回扣等各种手段招揽业务。湖南一所高职学院院长曾痛斥出版商像“药贩子”，每天不择手段地推销教材。一位在山东中部地区一所高职学院担任计算机课的老师也表示：“现在很多出版社采用各种招数让学校用书，只要用他们的书想做什么都行。”
据知情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这股“毒流”始于某铁道出版社销书返点的做法。紧接着，北京某理工出版社、大连某理工出版社迅速跟进，很快，蔓延祸害至全行业。
知情人士给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一件“圈子”里的事情：江苏一所高职学院的老师正在编写一本教材，南京某大学出版社、中国某冶金出版社、中国某传媒出版社、中国某海洋出版社都不约而同地找到这位编者公关。你开30%的版税，我开37%的版税，他开38%的版税，层层加码互不相让。最终，这位编者电话告知先前约定的一家出版社编辑说：“我不能与你合作出版了，我们要利益最大化。”
据罗女士透露，部分高职高专在接待出版社过程中，都会列出一张表格，上面详细记录了各家出版社出版教材有没有“科研经费”返点。哪家出版社有，哪家就具有优先入选权；哪家出版社给得高，就与哪家出版社合作出版，大家心知肚明。
更有甚者，内蒙古一所高职学院打电话直接询问罗女士：“你们提不提供‘科研经费’？”当罗女士问“教材出版与‘科研经费’有什么关系？”对方反问：“你们是不是出版社，这种规矩都不知道！”
山寨教材横行，出版商与学校老师得利
某出版社负责人回忆说，在2000年～2002年第一轮“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中，教育部统一制定教学基本要求和专业大类培养规格标准，统一组织编写，统一审定出版。可在2002年～2010年第二轮教材规划建设中，绝大多数是作者本人自主申报选题、专家评审通过选题、作者自主编写出版的模式，给予作者和出版社很大的自由空间。
这本是件好事，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少无资质的出版社却纷纷闯进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并利用任课老师希望通过出版教材获得职称评定或经济利益的诉求，大肆出版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专业课教材，使得高职高专教材市场呈泛滥之势。
据2007～2009年全国高职高专教材使用情况抽样调查，284所抽样院校使用的名为《高等数学》的教材，出自90家出版社，品种数高达256个。其中江西某高职学院使用3家出版社5个不同品种的《高等数学》。154所抽样院校使用名为《计算机应用基础》的教材，来自63家出版社，达到141个品种。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高职高专的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上，白炽化的市场竞争迫使出版社采用短、平、快的策略转战出版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技能课程教材。
“管理学基础”是财经专业大类的基础课程。在上述抽样调查中，123所高职高专就使用了45家不同出版社出版的《管理学基础》教材。旅游专业大类的招生数在高职高专19个专业大类中不算多，但对2010年秋季《新华书店大中专教材目录》中旅游类教材的统计发现，全国有46家出版社系列出版高职高专旅游类专业教材，版本之多已经远远超出了专业教材个性化的合理需要。
本报记者随手翻阅了某教育出版社与某科大出版社的《机械制图》，后者内容与前者的雷同率达到70%～80%，价格比前者每册贵20元左右，却被西南地区部分高职院校广为采用。
据透露，出版社还经常“换皮”出版山寨版教材。某出版社出版一本精品教材后，另一家出版社就会拿着这本教材游说高职高专的老师出书。如果老师表示没有时间、精力编著，出版社自有办法：只要老师保证1000册～2000册的发行量，他们会帮老师编著好，老师只管署名就行。
依次击鼓传花，一本教材可以被出版社找到若干所高职高专的教师再出版，只是换一下封面与作者，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例如，某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数学教材，就有六七个不同的封面，令人眼花缭乱。
而出版社则给山寨版教材高定价、低折扣，并用高版税拉拢老师，帮助其销售营利。
比如，国家对教材出版物的指导价是1.6元～1.8元/印张。一本17个印张的《机械制图》合理价格在27元左右。可有的出版社把同样印张数的《机械制图》教材定价40多元，再以三至四折的价格卖给高职高专，让院校与老师赚取其中五成多的价差，出版社仍然有利可图。以浙江一所高职高专学院为例，他们从北京一家图书公司采购英语教材，仅图书公司返给该校的“科研经费”就达10多万元。
此外，就是给编著者开高版税。国家规定出版社的版税是码洋的10%。部分出版社为了调动高职高专教授编著、出版教材的积极性，开出码洋的30%～40%作为版税。由此，派生出不少教材编著游击队与小作坊。辽宁某理工出版社在不同城市设有工作室，给所在地高职高专教授提供教材组稿、申请书号、出版印刷、发行回扣等“一条龙”服务。
最终的结果是，出版社和高职高专院校、教师赚得盆满钵满，而学生拿到手的却是定价高、质量不高的教材，甚至有一些教材别字连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