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是多年来的老问题，移民高考是近年来的新问题。高考移民是需要防堵的现象，移民高考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高考移民与移民高考互相关联，进城务工人员是一种实际上的移民，他们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从情、理、法三方面来说都应该解决，但是如果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带来大量的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特殊现象。大体而言，高考移民的移入地区分为三类：一是京、沪等经济水平高而高考录取分数线低的直辖市；二是海南、安徽等经济水平低且高考录取分数线也低的东部省份；三是海拔高、经济和教育水平低而高考录取分数线更低的西部地区，包括西北和西南的许多省区。
同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现代高考所面临的各省市之间录取分数线的失衡问题与中国科举史上所遇到的地区之间中式数额不均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将录取公平问题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便可知道在分数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长期存在着两难选择。不可能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们不要企望完美的解决之道，只能在分数公平与区域公平两端之间尽量取得相对平衡，找出一种相对合理的办法来，渐进地加以解决。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个自北宋中叶以后就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是考试选才中的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如何既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又能维持不同区域间录取率的相对平衡，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都会遇到、却不易解决的两难问题。
规定不完全依据考试成绩，而是按分区定额录取人才，是中国考试史上逐渐演变出来的结果。唐代是中国科举考试发展史上的早期，当时实行的是基本上按各地人口比例解送举子到首都参加统一考试，结果科举及第人物是北方士人占绝对的优势，而且尤其集中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一带。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北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以致到北宋中期，科场录取人数的比例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南方考中进士的人数远远超过北方。宋英宗治平三年（1064年），发生了一场关于分区取人与凭才举人的争论。司马光主张分区定额录取，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考试应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以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到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年），因会试南北录取人数悬殊到没有一个北方人考上，于是北方举子闹事，结果发生了血腥的“南北榜事件”，杀了一些考官和考生。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正式形成南北卷制度。最后，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和文风高下，确定会试中额。从此，这种分省定额录取的办法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制的废止。
因为实行分区定额录取，不同地区必定存在竞争难度的差异，于是便产生了“考试移民”，这在科举时代叫“冒籍”，即冒充籍贯报考。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士人经常移籍到容易考取的河北五路参加考试。明清两代，由于边远地区的人文水平较低，人文水平较高地区的士子为了减少竞争，增加中额机会，纷纷冒充边远地区籍贯参加考试。针对“冒籍”报考，明清两代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来制止这种现象，一方面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然而，只要地区之间存在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实行区域定额录取制度，“冒籍”就不可能完全杜绝。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代的高考移民与古代的冒籍报考如出一辙。而近年来日渐突显的移民高考或异地高考问题，则是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在新时期的演变。
有的学者提出要改变高考分省命题、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完全按考试成绩来决定重点大学或央属高校的录取，这样就可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我认为，这种设想愿望虽好，但实行起来很难。中国现在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数是其他许多大国参加升学考试人数的十倍以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统一考试试卷可以集中在一个考试中心评阅，而中国早就实行分省市评阅。分省、市、自治区评阅试卷，宽严尺度无法完全统一。如果要将全国900多万份高考试卷集中到一个地方来评阅，显然又不现实。
而且，如果真正统一分数线的话，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即使将边疆省区排除在外，很有可能出现考上北大、清华的考生将高度集中在东南少数省份，而有的人口大省极少考上北大、清华的情况。
如果放开户籍限制让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大量的人必定会跟进移民，不仅会与当地的考生及其家庭产生利益冲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承载规模已近极限，特别是北京市水资源严重匮乏，移民高考与控制人口规模也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但是，一直不解决，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此将来迟早要放开异地高考。又有论者认为近年来京沪等地高中生源锐减，放开异地高考正可以弥补部分高校生源不足的缺口。或者说京沪两市重点大学录取比例高，中小学生学习压力比其他省区低许多。然而，实际上，北京学生的应试压力并不比其他省市区的学生轻多少，而且在小升初、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方面出现的问题比许多省市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
异地高考问题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已成为当今中国教育与考试方面争论最为激烈、矛盾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或认为应该尽快放开，或认为不可操之过急。在各方利益冲突、观点十分对立的情况下，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渐进地加以调整或放开。而且要掌握放开步骤，在放开与规制之间求得平衡。（本文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课题”成果，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