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高考前一天下午，付家俊 回 了 一 趟家。他的房间简陋，贴满了N B A球星的海报。南都记者谭庆驹 摄编者按
“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今年3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任后的首场记者见面会上曾如是感言。
这并不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该问题表态。早在2009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到：“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5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会议决定“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并部署今年将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原有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1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3万名。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我们从小认定的道理，然而在新一代的农村学生眼中，为什么“跃龙门”这条路越来越难？今年高考期间，南都记者走进广东省重点扶贫特困县———韶关市乳源县，近距离记录一所农村学校的高考时间，一个农村学子的高考梦想。
韶关乳源县是扶贫开发重点县，乳源高级中学是这里唯一的高中和考点，农村孩子占了七成。绝大部分学生住在宿舍，没有回家，步行就到了考场，有的根本没有提前踩点。
前天高考首日，早上约8点半进入考场，付家俊在理科实验班的队伍里，独自蹲在地上，低头沉默，等待进入考场。高三这年，他每天有14个小时“钉”在课室，韶关市中心是他至今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他说，特别希望能考到省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学校上重本的人数逐年下降，全校958位同学中，三四百人早就确定报考职业学校和专科。实验班里的“付家俊”们，是学校追赶市定指标的希望。付家俊算了算，他的小学同学中，和他今天一起参加高考的，只剩几个人了。
小学同学只剩几人参加高考
第一门考试结束，数十个孩子走向停在校门外的轿车，准备回家吃饭。付家俊走在人群中，直奔食堂。
他的父母没有来，他们习惯了在家里等待儿子的电话，那往往是在他每月回一趟家之前。
父亲付敬有做水泥工，一个月一两千元，看工程吃饭，并非每月都有；母亲身患多年的肾结石病，仍要下田种烟。高中三年，付家俊的学费都是由慈善基金资助的。考前，他还在准备申请大学助学金。
清理考场那天，父亲付敬有接儿子回家，初二肄业的他，觉得自己读的书没儿子多，没什么可教，只是一再重复那些话：“读好书，能给一个村争光，否则别人看不起我们家，(觉得你)没有出路。”
“要出路，靠读书。”付敬有说，像自己，当个水泥工有什么用呢，看工程吃饭，一两千元的收入，并非每月固定，妻子想做手术也做不起。这时付家俊的妈妈已经10天没有下田干活，多年的肾结石病累积，疼痛蔓延至腿脚，只是去小医院打了一针。这些他都没有告诉儿子，他从来都只等儿子的电话，不想让他多操心家里的事，何况马上要高考了。
不过在农村家庭，这样的传统观念已逐渐式微，“读书无用论”悄然抬头。付敬有的小女儿，只读到初一，便跟随朋友辍学，借了身份证进厂打工，家人劝不回来。
付家的墙壁上，至今贴着妹妹小学时的两张优秀学生奖状。付家俊拿过更多，但都被他压在了抽屉里，包括省化学竞赛二等奖、市数学竞赛二等奖、市三好学生奖状等。
付家俊数了数，与他一起上小学的同学们，今年会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只剩几个人了。
考上一本的人数越来越少
乳源高级中学学生处副主任、高三年级负责人李堂新说，现在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不如农民工，甚至考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加之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家庭经济条件限制，越来越多农村家庭的孩子辍学打工，或是分流至职校、技校。
李堂新说，即使是继续深造的农村学生，读书的愿望也不如往年学生那么迫切。今年全校958位学生18个班，有七八个班升学目标仅是职业学校和专科。
与此相关的是，“农村孩子的学业竞争力也在削弱。”李堂新介绍，2006年是乳源高中高考成绩近年最辉煌的一年，80多人考上一本，此后逐年下降，去年考上一本的有32个人，还不到市里定的40人的指标。
完成一本指标，几乎都压在了文理两个实验班上，付家俊就是其中一员。李堂新说，高三以来，他的成绩稳定在理科前十名，韶关一模考了年级第三，但放在韶关全市，也只能排到100多名。
每天在课室复习近14小时
班主任蔡春松记得，付家俊高三月考最差的成绩是年级十一名，但就是这唯一一次掉出前十，让他一时变得愈加沉闷。“他太看重成绩了。”蔡春松说，每天付家俊在课室复习的“有效时间”接近14个小时，有时候老师甚至要“赶他出去玩”。
很多同学玩手机、戴耳机，他都没有。其实舅舅送过一个手机，他觉得一个月18元月租费太浪费就停了。每顿饭他只吃四五元，基本是素菜。只有购书他不会节约，每学期发了新课本就要买好几套教辅。
高考前一天下午，隔壁寝室男生赤着上身，聚在一起打牌放松。付家俊还在自习室，他沉浸于习题中，很久都没有抬一下头。
这个黝黑消瘦的男孩，曾经考过年级第一，班主任蔡春松不担心他的能力，只怕他给自己太大压力。
最想考到外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高三后，付家俊差不多一个月才回一趟家，虽然路程只有30分钟。他觉得家里没有读书的氛围。父亲说，他即使回到家，也一直在房间里，电视都很少看，出门探亲也不去。
在多幢洋房中，付家的砖瓦平房很不起眼。付家俊的房间里，五六件衣服用衣架挂在一根细竹竿上，就是他的“衣柜”。书柜却有四层，摆满了教辅和经典文学读物。书桌的抽屉里还有数十本文学书，他的偶像、N 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自传压在最上方。
班里很多同学把中大视做最高目标，而他特别想考到外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至今，韶关市中心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
他把“到处走”视为理想生活，挂在嘴边。最想去的学校是中科大“探索未知”，或当两年兵，锻炼身体。
农村学生多半会在高考后进厂打工，他不喜欢这种枯燥重复的工作，他也不喜欢大城市的繁华生活。他最大的梦想，是和朋友一起去欧洲滑雪。
他还想过去欧洲留学。比起同校部分班级英语平均分只有二三十，他多能考到120分以上，已是出类拔萃。班主任蔡春松感叹，上海的孩子高中就考托福出国，乳源这样的山区县城，基础教育差，高中英语无异于“平地起高楼”，一些同学能从五六十分拉到100分殊为不易。
在家门外的小道上，付敬有于去年铺了一小段水泥，衔接土路，在水泥上写下“阳光大道”和一个“福”字，末了附上他的名字。付敬有说，他的儿子付家俊，就从这里走出村庄，跨过高考，走向人生更宽广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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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学子比例越来越低
北大清华农村生源降至一两成
过去10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在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说，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学做过不完全的调查，“当时城市大学生已占90%，现在估计只会更多。”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中大。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
这项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22%，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
2008年12月，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