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军
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比较大的高考改革已经有多次，大概每隔七八年一次。从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催生的高考改革，都能顺利实施，教育民生、教育公平要求的高考改革也都可以逐步推进，唯独试图改变某些教育弊端现象引发的高考改革都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或是收效甚微。因此可以简单地说，高考改革，动因决定成败。
1978年恢复高考，可以看成文革后恢复高考30余年来的第一次改革。虽然当时考试、招生甚至开学时间都已经来不及，但邓小平还是拍板马上恢复考试招生。历史证明，其意义已远超高考招生改革本身，改革的初衷也绝非对教育改革的考虑。2004年，全国高考开始分省命题，这是30余年来高考改革最戏剧性的一幕，直接起因是2003年全国统一高考试题在四川南部失窃，而当时又恰逢SARS，高考安全已牵涉国家安全。2008年前后，内蒙古首先开始了大平行录取体制的改革，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一改革。究其原因，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教育民生、公平逐渐成为教育改革重要取向的结果。这三次改革推进都比较顺利，或是社会发展要求的，或是迎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也就是说，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力推进了高考改革，改革初始虽有争议乃至非议，但最终都成功落地推行。
以“减负”名义及防止学生偏科进行的考试科目设置调整、不同科目分值比重的调整、录取时分文理科的反向科目组合、录取时分专业类别的不同科目组合、高中会考成绩以不同形式加入总分等相关改革，其结果是学生不高兴、高中不高兴、大学漠然，在实行几年以后，大都退回原地。究其原因，教育的功利性是社会发展在本阶段的一种必然，而这种功利性的“需求”带给教育科学发展的压力及高考导致的弊端，远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所能解决。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高考改革，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教育的功利性需求；企图只是通过高考改革让学生更自由地发展、更生动活泼地学习，只是教育管理者的良好愿望而已。
还有一个非说不可的例子，就是标准分制度，一度全国有近10省使用，几年之后都偃旗息鼓。使用标准分评价学生，无疑比自然分更科学、客观，但用作录取时，学生及家长乐见的是简单、直观的公平。这也说明，当教育民生、教育公平为改革主要取向时，高考改革的科学性是要让位于公平性的，并且公平也非科学的公平，仅是简单化的“可比公平”而已。而分数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评价制度，当教育的功利性成为受教育者的被动唯一选择时，评价结果的使用会窄化乃至异化，使得任何一种科学的评价方法都失去原意。
对于高考改革，各方高度共识；对于如何进行改革，各方认识高度分散。高考改革方案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做出符合实际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定位要准确、明确，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什么不能改，并且对改革后形成的新机制要有预见。30多年高考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不顾高考制度改革的各种约束条件，仅从良好愿望出发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最后是很难落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