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春天。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40周年，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40年也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个历史阶段。
40年前，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发展缓慢。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开辟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如今，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高校在汲取西方先进办学理念的同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并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不断改革。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从1993年提出的“211工程”，到1998年的“985工程”，再到2015年提出的“双一流”建设，无不是在为推动高等院校建设而努力，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多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598所，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人数85.6万人，招生人数40.2万人，毕业生人数16.5万人。2017年，这些数字发生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变化，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人数2753.59万人，招生人数761.49万人，毕业生人数735.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2.7%提升到了2017年的45.7%。进入21世纪后，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的增速明显加快，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普及化。
发生巨大变化的还有师资力量。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为20.6万人，这一数字在2017年为163.32万人。虽然专任教师数在40年间有显著增长，但还是不敌学生数量的激增，1978年到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从4.2：1提高为17.07：1。40年前，约4名学生拥有1名专任教师，而40年后，约17名学生拥有1名专任教师。
与此同时，我国还陆续设立了多项奖励计划，以吸引高层次人才，培育学科领军人才和青年学术英才，建设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1994年，我国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促进青年科学和技术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1998年8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启动，它是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引领性工程，“长江学者”是学术性、荣誉性称号;2008年12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启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三者共同构成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体系。
“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也是评价高校师资力量的指标，不同高校之间亦有明显差异。以国家首批985重点建设的9所一流大学(C9)为例，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复旦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上海交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浙江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5所高校以显著优势领先。
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国内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不断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第一次修订目录于1987年颁布实施，修订后的专业总数由1300多种调减到671种，解决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专业设置混乱的局面，整理和规范了专业名称和专业内涵。第二次修订目录于1993年正式颁布实施，专业总数为504种，重点解决专业归并和总体优化的问题，形成了体系完整、统一规范、比较科学合理的本科专业目录。第三次修订目录于1998年颁布实施，本科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达到11个，专业类71个，专业总数由504种调减到249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第四次修订目录于2012年颁布实施，新目录的学科门类由原来的11个增至12个，新增艺术学门类。专业类由原来的73个增至92个，专业由原来的635种调减至506种，其中基本专业352种，特色专业154种。
近十年来，教育部批准新增专业的备案频率有所增加，基本上每年都有专业新增或撤销。在最新一次备案中，申请新开设“物联网工程”这一专业的高校最多，达到80所之多。而在20年前，最受高校“青睐”的则要数“信息与计算科学”。从新增本科专业的情况上，也能大致瞥见相应时代的行业发展潮流。
除了办学、招生规模和师资力量的扩大，国内高校在QS等全球高校排行榜上的表现情况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在最新出炉的2019年全球高校排行QS榜单上，清华大学以全球25名的成绩继续领跑内地高校，中国大陆共有6所高校进入前100名，2010年这一数据仅为2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的逐年增加。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首次占到GDP比重的4%以上。近十年来，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财政性支出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