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不少人会熟悉这样一个寓言小故事，讲的是一头驴，在面对两堆体积、色泽和质量相同稻草时，由于纠结如何选择哪一堆稻草的问题，最后竟然给活活饿死。这头布里丹的驴，可媲美于亚里士多德的狗，后者是在面对两块相同诱人的肉时，不知如何选择才好。这一狗一驴，撑起了哲学领域的一角天地，衍生出不少哲理观点。然而，它们毕竟只是哲学家臆想出来阐发哲理的产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是否也会困惑、甚至受累于选择选项多寡问题呢?
最近，广东高考综合改革新方案拟推出“3+1+2”新模式，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争议焦点之一就跟选择选项多寡问题相关。“3+1+2”新模式是由语文、数学和英语3门必考科目，加上物理、历史任选1门，以及生物、化学、地理和政治等四门选考科目任选2门构成。与今年正式实施的3门必考科目加上6门任选3门的“3+3”模式相比，新模式比已有模式整整减少了8种选择组合。学生可供选择的机会减少了，这是利好消息，还是不利消息呢?
从宏观角度看，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深远巨大。相比先前的文理两科，现行的“3+3”模式在充分表达学生(或家长所意愿)的个性化特长或专长同时，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高校和社会对多样化专业素养和专业人才的需求。然而，由于不同学科存在学习难度和给分差异，一些学生(或家长)挖空心思地理性权衡和机智选择，让理应“受宠”的物理和历史学科备受“冷落”。正在审议中的“3+1+2”新模式，无疑是对“3+3”模式下的学科选择偏误进行及时调整和行为干预。它在尊重学生个性化专业需求同时，也试图通过顶层设计来规范和引导学生的学科选择行为，意图让学科选择结果能够更加吻合高校招生要求，也更能满足社会人才专业需求。
从广东高考新模式来看，可供选择的学科组合减少了，这至少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效应：一是，所有人的决策选择组合缩减40%，这将有利于减少学生或家长的决策时间和决策成本。它可以让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具有生产性的专业学习或工作上，而不用浪费在不同组合优劣的权衡比较上。这对于学生和社会来说，是利好消息。二是，原先意图选择所缩减的8种学科组合的学生，将会被分散至另外的12种学科组合中。这会增加12种组合的竞争激烈程度，也会导致高校不同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的再排序。原有高校报考和专业选择信息，将会失去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新模式下的第一届考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高考改革后的信息不充分问题，高校和专业报考选择也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高考新模式改革意图利好高校和社会，但是无形中也增加第一届考生的选择风险。
上述关于选择越少结果越好的“选择悖论”观点，有些人可能不会赞同。因为从理论上来看，可供选择选项越多，就能够更多地吸引和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口味偏好，进而取得更高满足感，获得更好选择结果。与此相反，选择选项越少，总会使得一部分人没法选择自己最心仪的选项，无法实现在更多选择条件下的更高满足感。具体来说，在“3+3”模式下能够选择“物理+历史+其他”的4种学科组合，或者是选择不带有“物理+历史”的其他4种学科组合，但是这8种组在“3+1+2”模式下就没办法实现。那些对这8种组合情有独钟的人，将无法选择到最心仪结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其他12种组合中另行选择，这就是一个次优而非最优选择方案了。正是由于高考改革新模式削减了这些选择机会，让一些人觉得选择受到限制，福利必然受损，由此引发热议。选择越多结果越好，选择越少结果越差，这一朴实观点一直深入民心，为民众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
然而，选择越多结果真的越好么?上述两个例子，布里丹的驴和亚里士多德的狗，就已经否定了这一结论。选择越多结果很可能越差，这并非只是哲学家臆想的结论，也得到很多心理学和经济学证据的支持。姑且以其中一项研究为例。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希娜·亚格尔教授和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马克·莱珀教授的合作研究，就揭示出生活中存在“选择悖论”现象：选择越多，效果不是越好，反而越差。他们研究发现，提供试吃品种越多，消费者购买比例反而越低，满足感反而下降。在食品杂货店里面，消费者在面临24种不同果酱口味下的购买比例只有3%，而在只有6种不同果酱口味下的购买比例则高达30%。在30种或者6种巧克力可供品尝选择的实验里面，参与者在前者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反而明显低于后者，做出品尝决策所需时间也更多。学生也同样面临“选择悖论”。在一个允许学生看完影片后围绕写作话题提交短文以获得学分的实验研究里面，与面临30个可供选择的话题相比，面临6个写作话题的学生选择提交作业的比例更高，作业质量也明显更好。
为什么会出现选择越多结果越差、选择越少结果越好的“选择悖论”现象呢?主要理由在于，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于不同选项事前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偏好倾向，最优选择依赖于不同选项之间的权衡比较和取舍。当选择选项增加时，做出决策需要获取的信息量增多，所耗费时间和精力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不同选项之间的吸引力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小。在更多选择选项情形中，最优、次优和其他选项的差距变小，这会增加决策选择的难度，提高事后后悔的概率，增加选择结果并不是最好的忧虑。选择重要性越大，越容易犹豫不决，更容易患得患失。具体到高考科目选择组合上，不少高中生对于不同学科的偏好和兴趣，还处在发掘、引导和培育期，还没有表现出非常明确的科目组合偏好倾向。相比于以往文理两科的二择一，今年正式实施的“3+3”高考模式选择组合一下子变为20，整整翻了10倍。与一般消费选择不同，高考选择不只是个人最优选择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全省几十万人全国近千万人的互动博弈中寻求最优的博弈问题。一念之别，一分之差，很可能会产生对比悬殊的后果。这对于许多学生和家长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因此“选择悖论”困境难以避免。而正在审议中的“3+1+2”模式让选择组合一下子缩减了40%，大大减少学生和家长的选择负担，不失为一大福音。官方给出新模式调整介绍时提及，“组合少了，学生选择方案就少了，选择的焦虑也就少了”，“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这些说法还真不是空口无凭、空穴来风，即使是放在国内外已有的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当中也是站得住脚的。
当然，我们接受选择越多结果越差、选择越少结果越好的“选择悖论”观点，并不表示我们主张高考应该回到原来的文理分科;甚至干脆取消选择，让高中生应考全部科目。毕竟，对于“什么才算多、什么才算少”这一难题，学界还没有明确说法。它因事而异，也因人而异。适宜的高考学科选择组合数量，不是一个求解最优数量的简单数学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大学专业设置、社会人才需求的供需衔接匹配难题。它甚至可以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普及、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发生明显变化。对于许多学生及其家长来说，有时最为痛苦或最为无奈的事情，莫过于正好成为新模式改革试验的小白鼠，或者错失赶上旧模式的最后一趟车。因而，社会需求、大学专业供给和高中学科设置的通盘考虑、顶层设计，高中学科选择兴趣倾向的事前模拟调查，大学专业新增及调整的信息汇总披露，社会不同专业人才供需结构变化和缺口的科学预测预警，高考不同学科考核难度和评分的规范统一，必考科原始分选考科标准分的综合评价，诸如此类，无疑是调整和推行高考新模式之前需要充分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