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资源肯定面临摊薄的风险，考验各级政府的时候到了，应该花力气去引导和支撑高职院校完成战略任务，创造性地调动资源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打组合拳，不能把压力只放在高职院校身上。”马树超举例，就像抗疫中的方舱医院一样，采取一些解决资源短缺的战时举措，比如，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宁波服装职业学院等院校深入企业行业，采用“一企一策”，调动企业资源，很好地完成了2019年的扩招任务。
马树超特别提醒，持续的扩招带来持续的挑战，高职扩招200万既然被国家当作宏观政策提出来，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光靠教育系统的努力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发改系统可以在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的推进建设中，设置与扩招百万相关的评价指标、给予更多政策扶持，人社系统要为高职扩招的教师编制和绩效工资激励政策等给予更多支撑，财政系统要督促各地确保高职扩招的经费划拨到位等，行业企业更要积极参与，与高职扩招互惠互利。“当下正是各地编制‘十四五’规划之时，应该把支持高职扩招列入地方规划，给予持续性支持，尤其要鼓励地方政府为高职扩招进行政策探索，期待管理部门加快出台与扩招对应的新政策、新标准、新规范，使高职扩招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马树超说。
针对多类型生源，如何学得好、出得去
200万，庞大数字的背后是更多类型的生源，其中包括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生源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也倒逼高职教育发生变革。招进来，怎么才能留得住，学得好，出得去?
李和平指出，高职扩招丰富了生源构成，促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大融合，倒逼高职教育完善考试招生办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带动办学条件改善和评价机制改革，彰显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成为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催化剂。
那么要如何因材施教，真正实现让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就好业”?也许我们能从2019年的扩招经验中找到一些借鉴。
从过去一年扩招的经验中，王津总结，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社会生源存在年龄层次不齐、基础知识能力参差不齐的特征。因此他建议高职院校在全校上下加强学情分析，做好教学方式转变，适应多类型生源特征，继续开展学徒制、订单式、学分制等教学模式探索。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受教育部职成司委托，对扩招后20余个省市的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情况做了分析。这些学校以扩招为契机，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学生综合素质、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有积极的创新举措并行之有效。
如何帮助更多社会生源协调好学习与工作、家庭的关系，很多学校采取了弹性学习模式。例如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采取了“送教入企”形式，根据铁路企业生产规律设计“小课程体系”，实施“旺工淡学”的错峰教学。
在分类制定培养方案方面，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学生量身定制“选学菜单”，根据学生来源不同、合作企业产业背景不同，实施“一类型一方案”“一企业一方案”“一人一规划”，构建“通用文化课+公共专业课+企业特色课”课程体系。
“扩招带给学校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分类培养，做到有质量的扩招。”马树超认为，从2006年以来，一批示范(骨干)和双高建设的高职院校已经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如何把这些经验变为1400多所高职院校的共同财富，还面临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一些改革比如完全学分制等，可以借扩招的契机加快推进。
“扩招倒逼高职院校加快转型改革的步伐，需要高职院校的校长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对类型教育内涵有新的认识，对高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等类型教育的特征有新的理解，不再按照原来办普通教育的模式来发展高职，而要在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教学资源、课程设置等方面加快改革，对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对接国家稳企业保就业的目标，真正激发出新的改革发展动力。”马树超说。
李和平则建议，采取打造能够胜任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不同社会生源实施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队伍等措施，应积极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把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推动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社会扩招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解决人才培养出口最佳途径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郑亚莉建议，要深化校企合作办学路径，鼓励企业参与办学。(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赵秀红 林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