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照旧，对于曾经的创业者曾梁和吴天瑜来说，眼下应该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
这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曾在武汉创办过一家自主招生培训机构。在即将到来的2月，这项考试预计将吸引全国超过40万名中学生参加。因为在高考前举行，学生们将它称为“千军万马抢过的第一座独木桥”。而此时，正是考生们“最后一搏的机会”。
他们中的一部分，将筹码押在了曾梁及他的培训同行们的身上。听上去，培训班的一切都显得很美好，这里有“参与命题的老师”亲自授课，有来自高校一线的“内部消息”，还有厚厚的教辅书以及培训人员自信满满的笑容。学生们可以选择走读，也可以住宿，如果时间安排上出现问题，培训机构甚至能够提供贴心的“家教服务”。
当然，每项服务都会开出一张明确的账单。仅仅几天的集训课程，就可能从家长的钱包里掏出几百甚至上万元。曾梁又发现，“哪一所大学的招生优惠政策更大，可能就意味着培训费用也更高”。
尽管一些大学招生办主任早已反复对媒体和考生强调，“培训班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可能有用”，可这盆冷水从未浇熄熊熊燃烧的培训火焰，学生和家长将培训班挤满了，他们希望像过去一样，用对付应试教育的那套方式在此取得高分。“我感到心里很凉。”一位大学面试官说，“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要把自主招生扭到产业链上去。”
只要敢忽悠，你要多少钱，他们就给多少钱
如今，当曾梁和吴天瑜回忆起最初的创业经历时，他们发现进入自主招生培训只是一个偶然。
2007年在武汉市的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这两个工科生选择了在这个城市创业。最初，移动互联网是他们的创业项目，他们甚至制作了一款类似“微信”的通信软件。但两年时间很快过去，项目却一直没能盈利。
当曾梁发现全部积蓄就要被花光时，他明白自己必须放弃手中的项目了。他们面对着两种选择，要么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要么换个项目重新出发。
那时正是2009年，距离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22所高校成为试点单位，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这种试图将考生从高考分数里释放出来的选拔人才方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开办自主招生培训班”的点子忽然间从曾梁的脑袋里跑了出来。事实上，在此之前，通过痛苦的高考进入大学的曾梁，几乎与“自主招生”没有任何联系。在这件事上，他唯一的经验是大三时曾在母校担任自主招生考试的场外志愿者。
“我们手上没什么钱，只有教育投资不大。”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原因。而那时，围绕这项考试的培训市场还不成熟，在武汉，他们甚至很难找到竞争者。
就在几个月的准备后，曾梁和吴天瑜带着几千张传单向这所城市的重点高中出发了。宣传中，他们将“自主招生”形象地称为“一张高校录取的折扣券”，“打折券并不影响您的最终选择，但当您缺分时，它就会发挥巨大作用了”。
家长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吴天瑜的想象。就在当天晚上，传单下方的电话号码成了热线，“只要敢忽悠，你要多少钱，他们就给多少钱。”
不过，他们倒并没有定出一个太过夸张的数字——4天课程，每天6至8小时，总价600元。
在眼下的培训市场看来，这样的价格仅仅是“毛毛雨”。一个高中生的母亲在网上发帖称，在她所参加的家长会就快结束时，学校请来了一位自称北大毕业的“新课标什么的副校长”。这位副校长邀请家长们第二天去听他介绍自主招生的情况，可令家长们大吃一惊，这场情况介绍会其实是个巨大的广告，副校长介绍了他们的培训班，“培训费2万元”。
“想钱想疯了！！”这个母亲惊叹。
一位山西中学校长的经历或许可以旁证自主招生培训的巨大利润。据说，这位校长经常接到打着北京大学旗号的培训机构的邀请。对方请他帮忙推荐自己的学生报班，每个学生一天的培训费是600元，而每推荐一名学生报班，校长就可以拿到300元酬劳。
与这些培训机构相比，曾梁和吴天瑜的培训班起码显得“性价比很高”。在招生时，几乎不需要他们费什么力气，家长们就会推着孩子前来报名。仅由三人组成的小团队已经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报名电话，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年教了300个学生。
“就像赶场一样，学生多到累死也教不完。那时我觉得，全社会都疯了。”吴天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