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和第一个问题紧密相连。
正因为实际很不注重学生的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实际缺乏以最高的道德人格理想作为教育的目标，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很高的兴趣与志向。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我们很可能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大科学家。
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具体的调查成果，例如几年前有一个对首都高校大学生的大规模调查，问他们进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将近95%的学生认为，进大学的目的就是掌握未来商场或职场的技术。
也就是说，95%的中国学生把大学当做职业培训所(在美国大概是60%)。
还有一个对国内几百个大学理工科教师的调查，几乎所有这些理工科老师普遍认为理工科本科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生缺乏科学兴趣，所以学习都很被动。
这两个调查反映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正因为大部分学生的兴趣主要是职场兴趣和职业兴趣，当然也就缺乏科学兴趣。
我们很多人和媒体天天提“钱学森之问”，但很多回答完全似是而非。其实“钱学森之问”的直接答案非常简单：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想做科学家了，或者反过来说，越来越多聪明的小孩不想做科学家!很多学生和家长会认为成为科学家的道路风险系数太大，成本太大，不划算。
我们大学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和教授愿意承认大学就是职业培训所，但实际上，我们的大学差不多95%是职业培训所的功能，不是梅贻琦校长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高等教育圣殿。我以为，这是我们实际非常忽视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的直接后果，导致学生缺乏较高的理想和追求。
我们大家都知道，近年来高考名列前茅者，大多第一志愿都是要申请商学院经管学院，他们进大学没有“研究高深学问”的志向和志趣，而只是想学点“经商教育”成为社会成功人士而已。
在美国，大学本科根本没有商学院和法学院这类学院，必须本科四年结束后才能申请这类所谓实务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
这是对大学本科教育有深刻认识的大学本科教育设置，亦即本科四年应当尽可能让学生不那么直接功利地去学习，本科教育目的是全身心教育，不是干“经商教育”的!
即使你抱着想挣钱的功利性目的进大学，但至少本科四年时间你必须首先接受通识教育，在四年的非商业非实用教育过程中，一个原先志向不高的学生也可能受到道德激励而成为一个有较高追求的人。
同时，只有在本科四年各方面学习都比较全面发展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商学院法学院。这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本科教育比较少受商业的直接影响，不是“经商教育”，另一方面能相对保证今后进入商学院法学院的学生已经受过比较全面的教育。
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经商教育”实际弥漫全校，不是商学院的学生也纷纷读“经管双学位”，这种“一心向商”或“一心向钱”，而不是“一心向学”的大学，怎么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第三，由于最近正好是世界杯，这让我想到，我们的教育领域，基础教育也好，高等教育也好，都要吸取国家足球队的教训，要避免“国足化”现象。
什么意思呢?国家足球队这一二十年天天都在学习外国，今天学德国队，明天学法国队，明年大概要学冰岛队了。这种“天天学习外国”的结果就是国足从原先亚洲一流变成了亚洲三流。
我们在教育方面也有这种危险，大家天天听到各种所谓外国教育模式，一会儿芬兰模式，一会儿荷兰模式，一会儿硅谷模式什么的，总之每天都在谈论很多新的似乎是比中国好得多的教育模式。
我们当然需要学习一切好的经验和榜样，但不能像没头苍蝇那样根本没有自己的头脑。盲目大谈和引进各种表面光鲜的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很可能只不过是更成功的成功人士培养模式而已。
我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忽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成长，导致了人的志向志趣的低下，如果不从这个根上着手，成天没头苍蝇般飞来飞去学外国，最后只能导致教育的“国足化”。
我历来认为，教育其实只有一条规律：教育无捷径。教育是老老实实的工作，以老实的老师去培养学生养成做人学习都老老实实的心态和习惯，这是教育之本。
现在很多花里胡哨谈教育的似乎都在暗示教育是有捷径的，这不是一种老实的态度。
如果我们的教育从家庭教育到中小学教育都高度重视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如果老师和学生都能把培养高深的志向和志趣放在首位，这样他们进入大学就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离开了这个根本去讨论教育问题，很可能越讨论越偏，讨论创新人才的结果不过是所谓社会成功人才而已，仍然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
总之，我们今天到底以什么样的人格理想和理想人格来引导学生，引导学生自己追问“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一位的问题。
教育的全部问题是在追问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多高就有可能成为多高。如果你一开始的追求就很低很low，即使进了清华北大也仍然只能很低很low，成不了什么人才。
（文章来源：福建高考信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