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探方比较复杂，涉及20多个不同时期的灰坑，指导老师的要求也很严格。理清探方里各个遗迹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挖明白’，的确费了不小的功夫。”徐斐宏认为，收获也很大，“能接受这样系统、完整的田野考古训练，令人非常难忘，是一笔能受用终身的财富。”
奚牧凉的实习地在山东东平陵，他解释，这里过去是一处城址，相当于汉代济南郡国衙署所在地，他们的任务是发掘配殿建筑。他的探方里发掘出了一份类似石磨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柱础石，虽不起眼，但是连续好几个探方都挖出了柱础石，联系起来就有价值了，它标示出这个房子的柱网结构。”就连小小的铺地砖也有用处，铺地砖的朝向与建筑走向类似，代表建筑的位置。
古代建筑的柱础分为明础、暗础，开工前，指导老师叮嘱，如果有坑预示可能是暗础，千万不能挖没了。为此，奚牧凉花了很长时间观察土层，以辨别是否有坑，“后来证明是明础，我如释重负。”他说，通过这次发掘，了解到了汉代建筑结构特点，借助遗址布局，可以研究宫殿与城址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考古实习，是一道分水岭，更是试金石。有人结束实习，毅然决定转行，也有人继续跋涉。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当年正是参加北大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带领的田野实习时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与之结缘。她说：“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几十年后的2006年，她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初稿后，还专门送给宿白先生过目。
■“江湖”期待
全能型考古“后浪”
在北大学考古，徐斐宏认为，不仅收获了学识，思维方式也得以训练。他说，开展考古，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的基本时空关系，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地层学与类型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此为基础，再以相互联系的视角考察遗迹遗物，“不光是考古，干其他行业或者很多具体的工作，都可以应用这种思维方法，这一招听起来简单，但是很实用。”
燕园求学十载，除了学术的熏陶与人文的浸润，卢亚辉认为，自己还深刻体会了两个字——坚持，“是像樊锦诗先生一辈子对一件事的坚持;是自我学术训练，遵守学术规范的坚持;是做好学术规划，驰骋于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聚焦重大学术问题的坚持;是潜心学术，耐得住寂寞的坚持。”卢亚辉如今已成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青年学者，他像许多前辈一样，执笔著文，为历史写生。
至于网友们担心的没“钱途”，卢亚辉并不赞同，优秀的学生可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里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亦可以在田野里挥舞手铲，释无字天书。
奚牧凉的博士研究方向相当小众，聚焦于公众考古、文化遗产与社会关系。他开玩笑，与考古相比，“这个方向更孤独”。身为“90后”的他，找到了新的研究工具，他创办了公众号“挖啥呢”，从事考古相关的科普，分享考古圈日常，也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借此观察社会现象。他还关注抖音上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背后可能映射着当代社会对于政治、集体心态和历史的态度。”
“我们有幸见证一个中国考古转型的大时代，有着无数学科增长点亟待年轻人挥洒才智。”奚牧凉分析，目前，中国考古的前景也绝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唯一一种模式了，传统的考古学生少有通晓理科者，但现在几乎每个考古流程都仰赖科技的帮助，酷酷的考古极客会越来越吃香;考古在社会公众间越来越热，但真正擅长传播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的‘社会人’，仍屈指可数、被千呼万唤;更深层次的，还有那种精通外文、放眼世界的综合性人才，他们关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思考中国考古之于世界考古理论与方法流变的位置，甚至在未来他们之中就有人将重构中国考古的学科范式。他说，这些都是钟同学等“后浪”们大有可为的方向。本报记者任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