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来自国内8个省的30多名青少年爱心大使在云南省昆明市黑林铺街道办事处与这些外来务工年轻人开展了一次如何预防艾滋病的参与式活动，著名青年演员黄觉和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向大家讲述了他们对艾滋病和“高危险”行为的感受。
云南省健康研究所“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办公室主任刘梅发现，和往常他们所开展的活动中一样，这些外来务工年轻人对“如何避孕”、“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性病的预防”、“男性女性生理结构”等问题充满兴趣。“他们大多初中没有毕业就出来打工，生理健康方面的知识贫乏。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正成长在性活跃期，然而生活在一个以性为敏感话题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很难得到有关性健康和自我保护的信息和技能，这增加了青少年特别是校外青少年在预防艾滋病感染方面的脆弱性。”刘梅说。
实际上，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校外青少年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云南省健康研究所在对昆明市官渡区校外青少年行为的监测中发现，18岁以上青年中有13.4％未婚同居，53.8％的同居者性行为频次较高，18.2％的青年发生性行为时从不使用安全套。
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现象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校外青少年中普遍存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资料显示，虽然被调查的校外青少年中大部分能正确回答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是许多人不认为或没有想过“我处在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中”。他们承认，关于艾滋病对自己的危险知道得不是很多。
研究报告指出，校外青少年要么因年龄小不能工作但又没有在学校接受教育，要么从事着不稳定的没有保障的工作，他们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少年人群。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最缺乏的是性病、艾滋病、性行为、婚前性行为、避孕等方面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却很难从父母那里获得，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支持他们的教育和职业晋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8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指出，在中国，年轻人能正确掌握艾滋病预防知识的仅有41％，距离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承诺宣言中设立的“到2010年，至少95％的15至24岁的青年男女能获得掌握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信息和教育”这一目标相距甚远。
2006年，中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号召，启动了中国儿童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活动，迄今已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了500名国家级预防艾滋病青少年爱心大使。
爱心大使开展的活动，更多的是针对那些16岁至24岁的校外青少年。他们正处于青春期和性活跃期，因此相比于校内青少年，具有更大的脆弱性。校内青少年一般处于当地社会主流文化当中，在学校获得了应有的知识、信息和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增加行动的控制能力。学校作为青少年的支持或服务系统，使青少年有可能在遇到困难时得到及时帮助。而校外青少年则游离于当地主流文化之外，缺少获得应有的知识、信息和技能的机会，同时缺少相应机构的支持和服务。尤其是大多数校外青少年本身就是当地的弱势群体，游走在社会边缘。由于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机构和团体，他们的参与权利比校内青少年更难以得到保障。
为此，各地的爱心大使利用申请到的资金，把这些外出打工的男孩女孩聚集在一起，通过打球做游戏、讲故事、社区制图、“问题树”等参与式活动，帮助这些校外青少年认识生活里的风险，找出规避风险的办法，并在游戏中学会保护自己的技能。不少试点省份还在社区中建立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红蓝丝带活动站，使在附近生活的校外青少年有机会与爱心大使一起开展文娱活动和同伴教育。这些富于针对性和趣味性的防治艾滋病教育活动，有效地传播了预防艾滋病的信息，对外来务工青年自尊自重的人格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目前所取得的经验，卜卫等研究者提出了以“赋权”的方式来减小校外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脆弱性。
“‘赋权’是指任何群体或任何人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制订自己的生活议程，获得相应的技能，建立自信，能够独立地解决问题。”她说，“经验表明，发展校外青少年的自助和互助组织网络，并提供友好的社会公共服务，以帮助校外青少年建立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是赋权校外青少年的有效方法之一。辍学对校外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将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普遍感到被抛弃、孤独、自卑、没有前途，渴望参加社会生活和同龄群体的活动。帮助校外青少年恢复团组织生活，发展青少年从事某种集体活动的网络，或者建立社区学习中心等，并发展媒介（如刊物）以促进其相互交流，都可以帮助校外青少年重新回归社会。”（记者 张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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