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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最近组织记者和实习生查阅了除台港澳外，31个省(市、区)公开的有关高校招生政策规定和2010年加分考生公示名单，并查阅了100多所重点高校的招生章程，在统计、分析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采访有关专家形成 “全国高考加分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高考加分在许多地方成为社会管理的手段之一；高考加分泛滥，在重庆等地方，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加分的；高考加分呈现“三集中”特征，即向区域内的相对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以及少数中学和个别项目集中；黑龙江、湖北等一些地方公示的加分考生信息比较完整，而山东、宁夏等一些地方在关键信息上“遮遮掩掩”，云南等一些地方则根本没有按规定时间公示；100多所重点高校对高考加分的态度也不一。
这可能是目前为止，媒体发表的最详细的一份高考加分研究报告了。但数据详实的高考加分研究报告，读来却不令人震撼。这不是研究报告做得不好，而是研究报告揭示的问题，其实都是老问题，在此前媒体的报道中，加分泛滥、加分黑幕就已经揭露。这次，可以视为一次集中火力的“炮轰”。
在高考加分问题上，媒体很着力，年复一年、锲而不舍地报道，以至于给人“炒冷饭”的感觉，同时，也让人们越来越无奈——怎么媒体这么报道高考加分的问题，可加分问题没有减少却反而增加呢？舆论监督究竟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去年，中青报就曾报道浙江的航模加分存在权势交易嫌疑，当时不少评论要求当地教育部门严肃查处，以给考生公平公正的高考环境，然而，当地政府教育部门的应对，让大家“倒吸一口冷气”——在随后进行的高考加分公示中，政府部门对公示项目进行“瘦身”，只公布考号、考生姓名、加分项目、加分分值4项，让每个看到公示的人，根本不可能根据公示信息去提出质疑。
在傲慢的权力面前，舆论监督都充满无力感，奈何普通老百姓、普通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呢？媒体对高考加分丑闻的持续报道，与地方政府不为所动，依旧故我的态度，勾画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生态：一切以政府行政为主导，所谓“民意”不值一提。事实上，高考加分成为社会管理的一种方式、高考加分泛滥、高考加分集中、高考加分不透明，这一系列问题，都是由傲慢的权力导致。对高考加分的批评、治理高考加分的建议不被重视，不过是这种问题的延续。
我在多个场合提到了高考加分改革的建议，包括减少高考加分项目，加大加分操作的透明度，高校可自主确定是否承认高考加分，将加分纳入多元评价体系，等等，而其实，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合理的教育决策机制——高考加分项目的设定、每个项目的分值、加分评价的操作，必须有一套决策机制来实施，而我国的教育，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决策机制，一切由行政领导说了算（其间象征性地听取意见），这就导致高考加分项目的随意化、高考加分的权势化以及高考加分丑闻的顽固化——任你怎么批评，当地领导一句话，不要理睬，就拿它没撤。
这样的教育决策机制一天不改，它所带来的问题，就不可能消除，反而会加剧——哪怕今天某个加分项目被取消，很有可能过不久，由于某种现实利益因素，又会被恢复——笔者发现，在我国已经启动实施的教改《规划纲要》中，提到的改革措施不少，然而，具有“龙头”意义的改革，却很少涉及，这就是怎样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怎样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怎样建立民主、科学的教育决策机制。在现有《纲要》文本中，教育行政部门实质拥有完全的教育改革主导权，这难免让人忧虑，行政部门能在改革中，自动约束自身的权力，自动归还本属于学校的教育权和学术权，自动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参与教育决策的权利吗？
有人说，建立这样的教育决策机制，工程庞大，千头万绪，十分困难。笔者不以为然。当前每一个教育事件，都可以开启这样的教育决策机制构建。就拿高考加分来说，就可以建立一个有各方力量参与的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加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听取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进而制订初步的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要提交人大听证、审议，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人大具有监督执行、问责的权力。这一过程，就可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由人大机构主导的基本机制，同时，促成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的形成。当有这样的基本教育制度，我国的教育才不会陷入一个又一个教育事件的纠结与迷茫中。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论坛 作者：熊丙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