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考的漏洞在哪儿？
“我认为，漏洞出在高考作弊的‘低风险，高收益’上。”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教育学部副教授李湘萍告诉记者。
“以前无论是替考或是其他种种高考舞弊行为，大多是高风险的。而近年来出现的替考，多是在地方权力庇护之下出现，组织严密，风险下降，而利益又是可观的。名校的光环不仅给考生带来利益，而且还给当地官员的政绩‘添砖加瓦’。”李湘萍说。
但是，惩戒力度却没有跟上。“我国目前没有《考试法》，只有《国家教育违规处理办法》。”李湘萍说，“违反规定”和“违反法律”力度相差很多。“目前的惩戒是作弊者取消成绩，停考1至3年，并记入诚信档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但是相对于收益来说，这个惩戒无疑太轻了。而且违法与否难以认定，由于涉案人员多是教育系统‘内部人’，因此，从以往的案例看，大多数人只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出现大规模替考等舞弊行为的原因在于“参与考试的成员专业化程度不高”。“监考老师、巡视人员等大多没有专业资质，由教育行政人员担任。而这样的内部循环不但不够专业，而且还缺乏监督。”
中国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认为，“评价方式单一，多于依赖考试”也是出现大规模舞弊行为的原因之一。
“漏洞”，能堵住吗？
摄像头、指纹机、信号干扰……无论技术上多么完备，似乎都有可乘之机。
“我见过放到嘴巴里并且能抗干扰的作弊设备，一些设备还用到了军事波段。”谢小庆说。
一方面技术上不断更新换代，另一方面舞弊行为似乎永远处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追逐状态。
舞弊的漏洞能堵住吗？如何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统筹解决。在民国时期，关于考试有立法院和考试院，考试由专门的考试院来管理，这种管理方法让考试更加专业化。目前我们的高考归口比较多，专业性不强，我觉得，越专业化，出现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李湘萍则呼吁出台专门的《考试法》。“一些具体的违法违纪细节如何处罚，如有异议如何仲裁等，都缺乏法律依据。”
同时，李湘萍认为，目前大学的严进宽出政策也给不少通过舞弊进入大学的学生“壮了胆”。“如果大学能加强质量把控，淘汰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也能给舞弊学生一定的威慑——即使进入大学也还是会被淘汰。”
谢小庆举出国外考试的例子：“在美国，参加大学或研究生的升学考试一般需要三个方面的成绩，笔试占三分之一，平时成绩占三分之一，社会活动、教师推荐等证据材料占三分之一，这样对于一个考生来说，能形成比较客观的评价。但是我国不同，在我国，高考笔试几乎占对一个学生评价的100％，只有笔试一条路可循。同时，我们又缺乏信誉系统，如果一个校长为考生写推荐材料，很多人会认为他们之前认识，有交情。如果能构建社会的信誉系统，更多地考虑考生的过程性评价，降低总结性评价的比例，相信这个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多管齐下，立法、技术、大学等多方面通力合作，漏洞是能堵住的。”李湘萍对此很有信心。
截至发稿，记者获悉，河南杞县已成立调查组，目前两名被替考学生的家长、涉事监考老师及主考等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并接受调查。湖北省教育厅督促有关高校认真调查核实，一旦发现在校学生或教师参与高考代考，由相关高校严肃处理。
而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更好地防范替考，在考生入场环节，今年教育部门刚刚规定除“身份证+照片”外，还需要考生提供指纹。
标准化的考点、遍布的摄像头、指纹扫描系统，以及安保部门的介入，都没有阻止住这127名替考者的脚步。
在相关媒体的报道里，替考的链条十分严密。有人负责物色大学生，甚至会组织替考人员资质测试;有人负责做监考老师的工作，让他们在明知可能有假的情况下仍然放行;有人负责联系家长，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接替考人员。
于是，照片可以造假、指纹可以造假，连考生本人都造了假。
在高考严肃的外衣下，为什么能有这么多小动作?
“外紧内松。”一位考生这样说。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某省高考巡视组组长在某地例行巡视的时候，发现刚开考不久，卷子就被传到考场外面去了，当她去制止时，却被当地官员提醒“这对你没好处”。她只好让车停在考场门口，在相关考生卷子上签上“作弊”后马上离开。
某考点高考结束后，公安人员在监考老师身上发现大量现金，问及为什么随身携带这么多现金来监考，监考老师无言以对。
一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应届毕业生坦言，自己曾经参加过一次高考，并考过了一本线，但是由于成绩自己并不满意，他把成绩“卖掉”了：“就是让别人用我的名字顶替我去读书，我也获得了不菲的报酬。”
而一位曾在重点大学就读的学生告诉记者，有“猎头”联系自己让自己替家乡一位高干子弟考试，“用别人的名字、照片等一系列档案报名参加考试，在考场有人接应，对方保证绝对不会被抓住。酬劳是考试费5000元，考上一本、二本等等后续给多少不等”。
在一些人眼里，原本严肃的高考变味了，成为一个游戏，财富的游戏，利益寻租的游戏，在游戏的同时，他们把公平抛到九霄云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