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 Grinspan ，一位就职于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的馆员，2015年6月12日在《纽约时报》“星期天评论”中发表一篇文章，《YouTube以前的自学》(D.I.Y. Education Before YouTube)，回顾十九世纪美国年轻人的精神风貌。
比起当今来，那时年轻人最令人羡慕的素质就是自学。先看看具体的数据：1870年，美国孩子平均一年的上学时间仅80天，比起当今180天的标准，连一半都不到。其实连这个数字都非常误导，因为那时每天在学的时间很短，而且很少有孩子能够规律地上学。这不仅因为公立学校系统残缺不全、设施往往因陋就简，而且孩子们要工作，很难抽出时间读书，经常是这里凑齐了读三个月，日后再找时间到另外一个地方将就。
然而，那时美国享有世界上最高的识字率。Carl Kaestle《学校系统的演化：纽约市 1750-1850》一书称：早在建国时代，纽约和许多美国市镇就有了世界最高的识字率。托克维尔观察1830年代的美国时也指出，美国男性的识字率达到90% 。这和后来人的研究也许略有出入。但是，看看美国教育部公布的2013年的数据：14%的美国人是文盲，21%的成人阅读水平低于小学五年级的水准，19%的 高中毕业生不能读书!在这方面，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已经明显落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这位Jon Grinspan 并非是一味高唱“今不如昔”的怀旧派。他文章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指出YouTube正在复兴自学精神。不过，他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十九世纪美国的大众教育成就，主要还是靠自学。当时年轻人中主流的价值观念，就是“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改善”的办法则是自学。比如，一个18岁的爱尔兰移民[微博]，每周在纽黑文的工厂里工作6天，挣6美元，但如饥似渴地听讲座、泡图书馆，从记账、骨像学、育儿学、到各种流行的科学无所不钻研。那时一个18岁的孩子，前途变化莫定。他们的信念简单得出奇：靠自学提升自己、改善生活境况。卡内基是另一个典型：十三四岁当童工，一周六日，一天工作 12个小时，然后走过匹斯堡的一座桥去上夜校。
那时孩子们的阅读也非常严肃。从《圣经》、莎士比亚，到国会的记录，无所不包。许多人在暑期为了读罗马史还是“报章垃圾”而挣扎。他们在蜡烛下阅读，在篝火边辩论，题目从印第安人和黑人谁最悲惨，到女权、旅行的意义等等，可谓事事关心。乃至辩论术大为风行，成为公民之必修。图书馆竟然被青春期的孩子们视为最好的消闲场所之一。各种俱乐部、读书会遍布城乡。相比之下，常青藤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上流社会的私人俱乐部，富而蠢的公子哥聚集一堂，一醉方休，学术标准低得出奇。但是，在工厂、贫民窟、农庄，穷孩子们则发奋不已，颇有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十九世纪末让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富人阶层头疼的犹太人，往往就是崛起于纽约社会的下层。
进入二十世纪，公立学校迅速普及，童工急剧下降、并几乎绝迹。5到18岁的孩子，最终被纳入一个系统化的义务教育制度中。孩子们不仅在读书和上学时间上有了法律保障，而且被要求接受基本的教育：义务教育其实是强制性的。如今，美国公立学校的生均投入每年在一万美元上下，有些地区已经超过1.5万甚至接近两万，花上亿美元盖一所泰姬陵式的高中的新闻不绝于耳。然而，孩子们的学习自动力、好奇心却丧失了，其学业表现越来越令人担心。
作者不否认现代教育的成就。但他提出了一个现代教育的吊诡：独立求知的境界，只能独立地达到。真正的学子，是那些能在系统之外学习的人。而我们的教育体系，则把所有的学习过程都纳入了系统之内，并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考试来检测学习的进度。这当然为年轻一代提供了过去所想象不到的学习条件。但与此同时，这种强制性的系统的一个后果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学习已经不是来源于自己的好奇、求知欲、或“自我改善”的野心，而是“要掌握大人们要求我必须掌握的知识”。十九世纪在体制外如饥似渴地钻研的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总是酝酿着一种反叛的精神，独立思考成为习惯。如今呢?那些进入常青藤的天之骄子，也被有些批评家形容为“优异的羔羊”，表面上看起来训练有素，实际则非常训顺。
现代教育传授了知识，却浇灭了知识的火焰。至少，对相当多的孩子们来讲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