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探索的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探索起步较晚。事实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专业水平和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高职院校一直在探索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合作形式，但全国1300余所高职院校在这个领域长期以来所做的探索是“活跃”但“不成气候”。
今年全国两会上，高职如何走出去也成为教育领域代表委员的热门话题，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看来，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国际化需要有一套专业认证体系。
“应看到，各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内部的评估、验收、检查等活动，属于主权事务范畴，无法国际化。唯有来自教育领域外部的、第三方民间组织开展的、着眼于专业建设质量保障层面的‘专业认证’活动，可以实现标准国际化、组织国际化、活动国际化、结果国际化。”郑亚莉说。
郑亚莉建议，高校专业认证的实质是产业界和教育界联合起来，构建一套具有产教共识、符合教育规律、满足各方需求的标准体系。从操作性而言，可依托现有职教集团、行指委、产学合作基地等条件，遴选来自产业企业、行业组织、学术机构、高职院校等一批核心专家，组建超部门的第三方专门组织，遵循高职专业建设的基本规律，借鉴欧美等国际高校专业评估的相关模式，即可启动此项工作。
“在国际高校专业认证中，工程教育、商科教育、医学教育等领域的实践较多、标准成熟、程序规范，同时这也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布点广、就学人数多的领域，建议从这三个领域入手，开展试点，积累经验，形成标准，积极推广。”郑亚莉说。
郑亚莉认为，要致力于将中国高等职业的专业认证标准推向国际化，使之发挥国际实质等效的作用，还应该从政策设计上予以统筹考虑。
“从操作性而言，应完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设计，将中国高等教育认证标准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工作方向，与高校国际化、文凭国际化、师资国际化等一起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多国外高校加入进来，将中国高职专业认证标准转变为国际化的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有权威性、共识性、影响力的专业认证标准组织。”郑亚莉解释道。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这对于职业院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然而，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有效探索，这是没有国际经验的高职院校是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据了解，“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涉及40余种官方语言，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这决定了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复杂程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地理等因素，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千差万别。然而，我国高职院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研究还不充分。
而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项目顺利开展的前提是拥有精通当地语言的人才。郑亚莉指出，小语种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匮乏，职业院校培养能力的不足，成为制约“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阻碍之一。
对此，郑亚莉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走向世界舞台，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了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进程，需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基本情况，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国际化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
因此，郑亚莉建议，遴选一批有基础、有条件、有实力的职业院校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研究。同时，依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将我国边疆职业院校的文化、语言优势与东部沿海职业院校的人才、技术优势，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社会力量等的研究优势结合，开展结对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试点工作。
此外，郑亚莉表示，应鼓励我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我国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各领域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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