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应将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素养作为教师培训的核心，让教师意识到新高考对自己的影响，在提高学生能力和素养上下功夫。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是根据自己兴趣爱好的多样化选择，大中衔接为学生提供了高选择性的培养方案，让学生可以按照自己适合的路径去发展。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最难的在于从“应试教育”到“自主创新”思维的转变。
日前，由北京市教委制定的《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发布，北京成为继浙江、上海后，第二批开展试点的地区。在不少人看来，北京方案是上海、浙江等省份综合改革试点的延续，承继了试点的思路，总结和汲取了试点的经验。比如，合理引导学生选择分科，避免考生策略性选科目;等级性考试每学年组织1次，安排在每年的6月，避免使学生提前面对高考压力;2020年起，市属高校探索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等。
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始终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考试，而“让学生考到适合自己的学校，让高校招到想招的学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目标。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拉开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序幕。“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新模式，意在推动教育从“选分”到“选人”“育人”的转变。
新高考背景下，怎样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大中衔接、贯通培养的实施路径有哪些?综合素质评价逐渐推开，如何推动学生知识向能力转化?
走班制面临的短板该如何解决？ 盘活存量、提升教师素养是关键
新考高改革启动后，聚焦培养自主选择能力，以“3+3”为核心的新高考模式，要求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运作模式要适应学生个人兴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要求，走班制成为必然选择。然而，新变化、新情况也对普通高中师资、管理等方面提出挑战。
2017年山东加入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但早在2004年山东新课改时，已在非高考科目进行了选课走班的探索。
“与过去相比，范围扩大了，难度也增加了。”山东省实验中学教务处副主任于永水介绍，目前山东是“3+3”共20种组合，为了充分摸清学生的偏好，从2017年底至今共进行了3次模拟选择，结果很有参考性：东校区739个学生，20种选择都有，最多的组合是“物理+化学+地理”，有130人;而最少的是“政治+历史+地理”，只有11人。
“过去硬性捆绑的文科反而选的人最少，而从选择最多的组合来看，现在的孩子明显倾向于理科。”于永水说，这也反映出新高考“以生为本”，对孩子个性、兴趣的尊重。
浙江省2014年实施新高考后，“7选3”和英语每年两考，变一考定终身为多项选择。“过去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给学生设置了更多路径，有了更多的机会。”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校长蔡小雄说，选课走班之后学生也“有几分欣喜”，同桌多了，交际范围广了，受约束少了，班级里没有了排名，压力小了……
“从因材施教的角度来说，选课走班是趋势。”苏州第十中学副校长张金说，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进度要求所有的孩子，而是应该把具备相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从这个角度上说，不仅要分，而且要分层分类分项，真正实现“一生一课表”“一生一师”。
目前，走班制一般分为大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大走班是分层分类分项，语数外分层，‘7选3’分类，非高考科目分项。但在当前的师资配备、空间资源和课程设置下，大走班实施难度大，大多数学校是中走班，即语数外不走班，其他科目走班;而小走班则是指捆绑式教学。”蔡小雄说。
在他看来，走班制对学校挑战最大的是师资数量和结构性短缺不足，教师潮汐现象突出。以浙江为例，每年4月“7选3”考完之后，7科教师就可以休息，而语数外教师的工作量陡然加大。再者学生选课偏好差距大，教师的忙闲程度差距大。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现实是学校先行，在过程中解决问题。”蔡小雄说，师资从哪里补充，教师培训如何开展，如何平衡教师工作量之间的差距、开展教师评价等，都需要学校自己摸索。
作为国培计划专家，北京市特级教师陈维贤认为，相较于扩大增量，盘活现有教师资源更重要，而大多数学校做得并不好。
“新高考的变化不仅是招录方式的变化，更是教育教学内涵的变化，但很多教师还是只关注知识没有关注能力，学校还是以迎接考试为主，没有看到新高考带来的课程、教学、学习方式的变革。”陈维贤认为，学校应将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素养作为教师培训的核心，让教师意识到新高考对自己的影响，在提高学生能力和素养上下功夫。
“走班制最难实现的是让学生选老师。”蔡小雄说，一个年级总有老师极受学生欢迎，但也总有一两个老师不受学生待见，这场改革最难的就是没办法让学生选老师，如果实现了学生可选老师，教育将是另一片蓝天。
事实上，选课走班不仅涉及了空间问题、师资问题，还关系学生怎么分类、选什么课的问题。兴趣与考试成绩，优势特长与大学需求，专业与职业之间并不完全对接。
“学生选什么课直接关涉未来的职业生涯，而学生怎么选，则与我们的职业生涯教育密切相关。一是要指导学生选专业，二是告诉学生大学对专业的要求。”张金认为，只有学生“知道职业—体验职业—了解大学需求—结合自身优势”才是选课的基础，否则每一次转专业，甚至就业与专业无关，都是对大学培养的浪费。
“现在的选课走班，学生从高一到高三很不稳定，特别容易改变主意，更换科目。”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科研室副主任曾德琨说，学生没有体会到学科魅力时，往往是按分数高低选，对学生长远发展不利，因而要把职业规划往前提。
对此，复旦附中采取“家长引领+大学老师讲授专业基础课”的方式，把职业规划引进课堂。从高一开始，每学期会邀请几十位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课堂，让学生了解职业;此外，从2017年起，与复旦大学合开30门微课，邀请大学教授对核物理、生物医学等开展通识教育，让学生了解专业发展趋势。
“从今年来看，效果不错。2017年学校300多名毕业生，有十分之一报考了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医学院。”在曾德琨看来，家长的亲身经历和医学院教授的讲座，点燃了学生学医、从医的热情。
在浙江省衢州二中生涯指导中心主任周旭荣看来，职业生涯规划不仅关涉学生选什么专业、去哪所高校，更关涉学生长远发展。
“生涯规划要关注每一个学生，而不是一群学生。”周旭荣介绍，衢州二中将生涯规划做细，充分利用大数据，“点对点”地为学生提供指导。
衢州二中通过收集发布“衢州二中毕业生录取去向”“衢州二中毕业生的高校毕业去向”等数据，让学生了解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收集、分析毕业生流入较多的50所高校，建立资料库;对每个年级进行“最关心的十个问题”和“家长最关心的十个问题”问卷调查，了解学生需求;根据学生申请情况，2017年送出3批290多人到浙江大学实地考察，18人到武汉大学，12人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面对农业类院校“乏人问津”的情况，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4所高校举办专场推介，500多人次参与。
“生涯规划是新高考改革后高中面临的新情况，面临着专职教师不足，课业负担重，课程开发、植入难等问题，目前高中主要是盘活现有资源，要进一步做到实处、看到效果，还在摸索中。”周旭荣说。
推动大中衔接、贯通培养有哪些实施路径？ 从教到学到招考，实现大学与中学全方位、深层次融合 领域加强衔接，建立机制，搭建平台，促进大学和中学牵手。
“在高考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主要表现在教学和招考两个方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说，在教学方面，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在基础教育中逐渐体现;而在招考方面，招录方式改革，扩大高校和考生的双向选择权，也促进高校特色办学。
具体来说，在教育教学方面，综合素质评价导向使得中学逐渐实现了素质教育的制度化;分层走班、“每人一张课表”使个性化学习成为普遍现象，促进了文理交叉;教学方式逐渐多样化，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成为趋势;生涯指导提前，个性化现象突出。
而在招生考试方面，以选科要求和“院校专业组”设置为杠杆，驱动高校招生由“被动收档”走向“前置引导”;以合并一二本为抓手，激励高校招录由“三六九等”走向“特色为王”;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试点为抓手，鼓励高水平大学围绕“两依据一参考”进行招录。
“新高考改革后，大中衔接成为趋势，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融合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倪闽景说。
“从高中的角度来说，大中衔接，也使我们要更加明确大学教育有什么特点和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和素质。”尚可说，他仍记得2017年参加清华大学全国重点中学校长会时，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谈到，希望中学在关注成绩的同时，更要关注到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培养，避免优秀学生进入大学后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前，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大中衔接在生涯规划、专业教育、学科竞赛等领域开展得较为普遍，也越来越深入。然而，高考选拔性压力、缺乏制度设计等问题依然存在。
“如今知名高校在浙江‘三位一体’招生的名额越来越多，对中学的导向十分明显，学生的学习压力减少，受惠面扩大。”尚可说，然而学生仍然面临着课业负担重、时间有限的难题，需要进一步松绑，尤其是对一部分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体制机制上的突破。
尽管对学生来说，把大学教授请进中学好处多多，但讲座蜻蜓点水、上课没有教材、学生听不懂等问题，也一度让曾德琨苦恼。
“大学老师讲课没有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教授专业性太强、学生知识储备不够，课堂呼应不上。”曾德琨说，后来学校通过将通识教育细化、打造微课等方式，与复旦大学建立了长效合作。
“高校和中小学校之间的课程设计缺乏衔接机制较为普遍，只有通过流程再造，形成一体化设计的机制，才能有效破解这个难题。”倪闽景说。
此外，方芳提醒到，还要看到当前大中衔接在发达地区做得好、大学与附属中学合作更顺畅、重点中学更受青睐等不均衡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