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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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战火纷飞的延安沉下心来搞哲学研究?因为文化的核心就是哲学，将问题从哲学上解决才是最根本的解决。”6月4日晚，红色经典系列阅读活动之第58期真人书由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学者、行知学院兼职教授、浙江红船干部学院特聘教授(研究员)毛醒策为师生们带来关于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以下简称“两论”)意义的学术分享，体悟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革命哲思。
毛醒策指出，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出发，在对以往政治和军事工作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系统深入的批判，把凝聚着中国革命经验的实践智慧升华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表达。在中国革命走到命运抉择的关键点的时刻，《实践论》和《矛盾论》主要解决的就是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应该教条式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还是与中国具体实践革命相结合?这两个问题，同样也是我们百年党史当中常说常新的关键问题。
从遵义会议切入，毛醒策向师生们阐明了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党内关系。中国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结束后没有走进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走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所建立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社会现实环境之间存在巨大的时代落差。“从1921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导致遵义会议前党内左倾和右倾思想都很严重。”革命所遭受的惨痛损失呼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辩证地结合起来。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延安，作为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先后在延安写下《矛盾论》和《实践论》。
由此，毛醒策再次对“两论”作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反思让全党都认可了他的领导，并在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而这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个里程碑的诞生。“毛泽东用哲学的方法看懂了中国需要解决什么矛盾，看懂了解决这个矛盾应该用什么方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28年的奋斗终于从一个长时间的革命党变成了全民族的执政党，这也正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立足于理论高度与当下社会现状，毛醒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矛盾论》与《实践论》在把握当代中国命脉中的重要地位。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先后经历新社会、新时期、新时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看起来不过一字之差，其背后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毛泽东《矛盾论》的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矛盾做出完全不同意义的阐述。
1956年，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分析，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毛醒策感慨道：“纵观中国当代史，1956年以后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特别多，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真才实干让中国迈上现代化。”文革后，中国改革困难重重。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同江河破冰，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巨大热情藉由这篇文章喷薄而出。1978年，中共对中国的主要矛盾进行再次分析：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此提出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向“实事求是”集结，以“解放思想”为号令。自此以后，每一个“涉险滩”的历史关头，真理标准讨论的精神都始终“在场”，经济所有制的改革更是让中国市场这个蛋糕飞速变大，“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好的地方，正是在多种经济所有制发展得最好的地方。”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纵深发展背景下的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着新一轮挑战。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发生改变，“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公平公正地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为了解决矛盾，党中央作出两个重大的决策——一是要继续加大反腐的力度，二则是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毛醒策强调：“我们对落后地区的帮扶不是施恩，这关系到全国的安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两论”的生命延续，是被中国新时代发展实践验证的真理。
讲座最后，毛醒策将崔卫平女士的一句话送给了在座所有青年：“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后浪在新时代的河海中蓬勃奔流，让祖国之河川流不息。青年一代应循先辈峥嵘足迹，贴伟大党史嶙峋一角，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让民族复兴焕发出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