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与变：招考组织差异与生源变化
不过，虽然都使用客观和竞争性考试，但依靠大规模数据库的研究却发现，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的约150年里，中国选拔出的大学生或科举成功者，其社会来源却有着结构性的差异。从1865年到1905年科举废除，官员子弟几乎垄断了中高级的科举功名（进士、举人等）；1906-1952年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近、现代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群体，在大学生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1953-1993年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大学生优势群体；1994-2014年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
“学校籍社会而存在”，学生来源的结构自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阶层收入的差距、城乡不平等的现实等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考试的知识要求差异、经济门槛高低等亦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以民国为例，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已要求各大学招考需依据中学生毕业生程度出题。除外语考试外，其余科目必须用中文出题并作答。但沪上某著名国立大学，长期视此规定为无物。不仅各科考试（国文除外）都采用英文出卷，要求英文作答；更是不顾中学教学实际，完全按照大学，甚至是欧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要求出题。其结果是基本只有上海的著名中学能够按此要求训练学生进行备考，大学名额也为这些中学所垄断，以上海为主的大城市有条件家庭子弟成为大学生之主体。这样的考试要求，虽然看似大大提高了竞争性和选材质量，但却丧失了真正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考试在实现教育选拔功能的同时，更显示出教育淘汰的效果，教育权有成为教育特权的趋势。
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考试的知识要求基本稳定，与中学课堂学习的衔接也比较适中。虽然文革前高招中直接向工农倾斜的政策被取消了，1980年代以后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更是不断拉大，但若以工农与非工农之比作为判断高等教育招生是否公平的主要标准，基于两所国家与地方重点大学研究的数据表明，至少到1990年代中期，甚至是高考扩招全面推行后的2000年左右，中国高等学校中各类家庭学生的比例还是较为稳定的，教育的不公平性并没有明显增加，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所推进。
但随着自主招生制度的全面推行，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与民国大学自主招生不同，当下的自主招生，目的在于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初衷就与缩小教育不平等没有直接联系。
自主招生虽然仍使用竞争性考试，但一项针对某国家级重点大学2007、2008年自主招生情况的研究表明，在这一制度下，来自有产者家庭的子弟比例越来越高，几乎成为垄断者。这正如某些民国大学的招生，在看似大为提高考试竞争性，提升选材质量时，忽视了对学生社会来源的影响。
因此，在高考扩招推行的最初几年，不少学者批评扩招对社会中下层子弟向上社会流动的增加有限，而我个人认为，与此相比较，招生方式的具体转变，对社会中下层机会的压缩可能更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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