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今明两年高职扩招200万的任务。
中央这样的战略安排有何深意?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高职扩招100万，今年再次提出，两年扩招200万，高职院校如何接招落地?困难和挑战在哪里?该如何迎难而上?两会期间，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专家、高职院校校长们。
职教连续扩招，被国家寄予厚望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还是从当前如何稳就业、促就业来看，十分必要，意义重大。高职扩招的政策效应将持续释放，对经济、社会以及教育会带来重大影响。”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表示。
在李和平看来，此举有四层深意：其一，抓好“六稳”“六保”的重要战略之举。稳就业居“六稳”之首。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高职扩招200万，有助于缓解当前状态下的就业压力，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其二，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使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有了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其三，有利于提升教育服务能力。高职扩招后将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一线输送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人口红利更好地转变为人力资源红利。其四，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
“职教扩招再加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是非常看好的、寄予厚望的，高职对于民生的意义，无论从‘以人民为中心’、经济转型升级还是年轻人发展本身，其作用都是非常凸显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科院原副院长马树超表示，去年我们实现了扩招百万的任务，是高职院校执行力的体现，是教育部执行力的体现，是各级政府对于国家大政方针落地执行力的体现。
马树超认为，今明两年的高职扩招加码，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八大发展目标之一的“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中提出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征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这一举措的政治站位远远高于教育系统自身工作的范畴。
“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高职院校服务贫困地区的能力值得更大的期待和肯定。”马树超连续九年主持调研发布中国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据此，他列出3组数据以证明。调研发现，高职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每年毕业的300多万学生中，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生源占比为9.9%，划到每个国贫县就是300多人。第二组数据是，高职的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63%分布在农林类、医药卫生类、民族类、师范类等院校中，他们毕业后对于加强乡村卫生院、幼儿园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解决基层民生问题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组数据是，这些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5届稳定在90%以上，其中近1/4是留在贫困地区的，有力支撑了当地脱贫攻坚。
“这些数据背后的深意，我想国家会看得非常清晰。”马树超说。
扩招带来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全国1423所高职院校，要在今明两年扩招200万，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地方和高职院校将会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该如何应对?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王津从过去一年的扩招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了一些困难：有上学需求的人不知道国家有这项政策，不知道如何进入高职院校;学校尚未做好接收社会生源的充分准备，对生源的学习基础、学校如何转变教学模式都存在担忧。
“现在大家能够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和调整。”王津表示，高职院校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早动手，早分析，尽快开展今明两年招生的组织工作，统筹考虑“招多少、如何教”的问题。
办学条件亟须改善可能是每个校长感受最直接的压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表示，此次扩招为全日制招生，学校生均教学用房、占地面积、宿舍、实训基地等硬件条件难以满足目前需求。
“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其平均培养成本是同级普通教育的2—3倍，高职扩招必将对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和实训基地等带来很大压力。”李和平说，按照教育部现有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标准计算，扩招后一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将面临无法达标的状况。
师资缺口大，也是地方和学校普遍面临的难题。从全国来看，目前全国高职院校共有专任教师49.8万人，按生师比18：1计算，每年需补充6.5万名高职教师。
“这给每一名教师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首先是教学任务增加，教师的教学压力也会相应有所增加。其次是对教师素养和能力的挑战。下岗职工、半工半读的企业职工可能有实践基本功，但缺少理论知识，老师要如何因材施教、有教无类都会是挑战。”王津说。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高职办学经费可能是最大的挑战。李和平说，按照“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000元”要求，各地总体情况达标，但扩招后一些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将变得更加拮据。
李和平建议，国家要进一步深化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改革，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高职教育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相关评估评价体系。进一步落实相关配套支持政策，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进一步完善教师绩效工资核定办法，将教师参与扩招教学工作量纳入绩效工资总量，以保障高职院校扩招后教师动力不减，教学标准不降。
“扩招的保障措施至关重要，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将高职扩招保障措施落实落细。”郑亚莉建议，财政部门要全面落实生均拨款、奖助学金提标扩面;人社部门将扩招入高职的中职学生、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士兵纳入培训资金和职业技能行动补助范围;农业农村部门出台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的资助政策等。
“教学资源肯定面临摊薄的风险，考验各级政府的时候到了，应该花力气去引导和支撑高职院校完成战略任务，创造性地调动资源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打组合拳，不能把压力只放在高职院校身上。”马树超举例，就像抗疫中的方舱医院一样，采取一些解决资源短缺的战时举措，比如，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宁波服装职业学院等院校深入企业行业，采用“一企一策”，调动企业资源，很好地完成了2019年的扩招任务。
马树超特别提醒，持续的扩招带来持续的挑战，高职扩招200万既然被国家当作宏观政策提出来，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光靠教育系统的努力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发改系统可以在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的推进建设中，设置与扩招百万相关的评价指标、给予更多政策扶持，人社系统要为高职扩招的教师编制和绩效工资激励政策等给予更多支撑，财政系统要督促各地确保高职扩招的经费划拨到位等，行业企业更要积极参与，与高职扩招互惠互利。“当下正是各地编制‘十四五’规划之时，应该把支持高职扩招列入地方规划，给予持续性支持，尤其要鼓励地方政府为高职扩招进行政策探索，期待管理部门加快出台与扩招对应的新政策、新标准、新规范，使高职扩招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马树超说。
200万，庞大数字的背后是更多类型的生源，其中包括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生源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也倒逼高职教育发生变革。招进来，怎么才能留得住，学得好，出得去?
李和平指出，高职扩招丰富了生源构成，促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大融合，倒逼高职教育完善考试招生办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带动办学条件改善和评价机制改革，彰显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成为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催化剂。
那么要如何因材施教，真正实现让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就好业”?也许我们能从2019年的扩招经验中找到一些借鉴。
从过去一年扩招的经验中，王津总结，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社会生源存在年龄层次不齐、基础知识能力参差不齐的特征。因此他建议高职院校在全校上下加强学情分析，做好教学方式转变，适应多类型生源特征，继续开展学徒制、订单式、学分制等教学模式探索。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受教育部职成司委托，对扩招后20余个省市的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情况做了分析。这些学校以扩招为契机，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学生综合素质、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有积极的创新举措并行之有效。
如何帮助更多社会生源协调好学习与工作、家庭的关系，很多学校采取了弹性学习模式。例如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采取了“送教入企”形式，根据铁路企业生产规律设计“小课程体系”，实施“旺工淡学”的错峰教学。
在分类制定培养方案方面，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学生量身定制“选学菜单”，根据学生来源不同、合作企业产业背景不同，实施“一类型一方案”“一企业一方案”“一人一规划”，构建“通用文化课+公共专业课+企业特色课”课程体系。
“扩招带给学校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分类培养，做到有质量的扩招。”马树超认为，从2006年以来，一批示范(骨干)和双高建设的高职院校已经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如何把这些经验变为1400多所高职院校的共同财富，还面临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一些改革比如完全学分制等，可以借扩招的契机加快推进。
“扩招倒逼高职院校加快转型改革的步伐，需要高职院校的校长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对类型教育内涵有新的认识，对高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等类型教育的特征有新的理解，不再按照原来办普通教育的模式来发展高职，而要在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教学资源、课程设置等方面加快改革，对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对接国家稳企业保就业的目标，真正激发出新的改革发展动力。”马树超说。
李和平则建议，采取打造能够胜任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不同社会生源实施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队伍等措施，应积极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把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推动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社会扩招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解决人才培养出口最佳途径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郑亚莉建议，要深化校企合作办学路径，鼓励企业参与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