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的小升初不太成功，但各方面都努力过了，无怨无悔。”——这位家长的网名叫“太不容易”，一如这个夏天所历经的择校过程。推优轮空、特长失利、点招失败，在折腾一圈后，她的孩子还是回到原点——到最早被录取的北京建华实验学校2+4实验班就读。
相形之下，另一位家长齐女士还未得到解脱，7月6日是北京市西城区公立学校电脑派位公布结果的日子，她正焦虑地等待孩子最终的归宿。“太煎熬了，真希望以后的孩子和家长可以不再如此受折磨，虽然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
每个家庭的“小升初”之苦，浓缩的是整个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校际强弱悬殊几成民怨之源。“现在教育不均衡、不公平已经到了历史最严重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如此感叹。当民众诉求从“有学上”向“上好学”加速转变时，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日程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硬件分化之困
“国家办学校，既要有质量的底线，更要有不能突破的上限”
“义务教育均衡化首先要追求起点公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明说，学校之间特别是一个学区内的学校要硬件基本一致，师资基本一致，生源基本一致。
在日本每所公立小学门口，都有一个相同的雕像——背着柴火的少年埋头读书，这个细节被程方平寓意为标准化建校的象征。“在日本，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同时在建的学校都是一个标准。”他坦言，“我们的学校现在发展没有上限，有的好学校建个校门花80万元、上课用触摸式黑板，有必要吗?”
重点校制度，被不少教育界人士视为校际“沟壑”难填的根源。基于各种利益驱动，一些地方政府给予重点校特殊的政策和待遇，而重点校通过择校、共建等途径，又获得远远超过普通校的教育资源。
“这几年总有人说不能‘削峰填谷’，我们要看这个峰是不是还在长，如果无限增长，这个峰必须要削，当然谷更要填。”程方平认为，国家办学校，既要有质量的底线，更要有不能突破的上限。他相信，公立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标准化是大势所趋，“过去长时间形成的利益集团”迟早要被破除。
师资流动之难
“不能只靠推行试点和行政命令，而有赖于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几经波折，家长李先生近日终于为“小升初”的女儿敲定了学校，师资是他择校时最先考量的指标。“一个学校最大的资源就是老师，相比之下硬件差距容易缩小，”洪明认为，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核心在于回归师资均衡。
然而，理想的丰满映衬出现实的骨感，师资流动在实际运行中难免遭遇“知易行难”。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所言，重点校能提供高工资、高福利和发展机会，普通校难以比肩，如何能让被流动的教师认可?而如果强制流动，又可能与教师的聘用机制对立。“假如一个教师通过竞聘进入好学校，最后又被强制派到一个薄弱学校，违背了聘用制的双向选择原则。”洪明解释说。
当然，近年来安徽铜陵、山西晋中等地“试水”师资轮岗，堪称可资借鉴的样本。但放眼全国，师资轮岗和校长轮岗仍未在较大范围内、尤其是一线城市形成长效制度。
在华东师范大学前党委书记张济顺看来，师资流动不能只靠推行试点和行政命令，而有赖于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完善的制度保障。“日本教师每5年必须轮岗，因为他们被纳入公务员(微博)队伍”。据介绍，日本教师的“定期流动制”属于公务员“人事流动”的范畴，不仅程序规范，还采取学区流动、僻地关照的政策。
不过，刻板移植他国经验也有“副作用”之虞。“教师变成公务员进入干部序列，抹煞了作为职业化人才的身份，可能会影响教学专业化程度。”洪明说。
生源“掐尖”之弊
“总在不重要的棋子上做文章，时间长了，老百姓会觉得是在作秀”
在“e度教育论坛”，家长们回忆起北京十一学校的“小升初海选”，唯一的感受是“震撼”。几千人赶考的场景，与某些薄弱校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生源的“贫富不均”，有人将之归咎于优质学校的“掐尖”，抑或家长教育理念的走偏。对此，程方平颇不赞同，“当公立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怎么能要求老百姓在‘小升初’时听天由命?”
“老百姓的教育公平观和国家意义的教育公平观是不一样的。”洪明如此分析，“老百姓认为好孩子进好学校才是教育公平，目前电脑派位的前提是学校不均衡，这可能导致有些好学生进了薄弱校，从国家层面上是生源均衡了，对家长来说不公平。”
归根结底，现代义务教育的目标，并非选拔淘汰，而在于保障所有国民公平享受教育，提升整体素质。从这个角度而言，“改变基础教育集中资源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教育思路”，已是势在必行。
可惜的是，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就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提出应对措施，但只是原则性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迄今为止，这些原则中的多数尚未在立法层面有专门法规和部门规章予以详尽规定，社会各界也没有对这些措施形成普遍共识。
“教育问题不是高科技，就看政府办不办。下棋找到棋眼，这棋就活了。总在不重要的棋子上做文章，时间长了，老百姓会觉得是在作秀。”程方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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