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不应该是谁声音大就听谁的。教育改革是全社会的事，应该全面改革，而不应仅仅是盯住高校，局限于招生、考试、录取这些环节。要从根本上改变“上大学才能有前途”的社会观念，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到2020年大学毛录取率达到40%，那其他60%的人干什么呢?如果能让其他60%的人愉快地从农、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职业，那么大学的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3月9日上午，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未来高考改革的方向：在内容上，会减少全国统一高考科目，科目会相应减少;此外，将来会不分文理科;外语考试利用社会化考试，考试方式发生变化。招生将基于全国统一高考成绩和3年学业水平成绩综合加以录取。
从出发点看，袁部长提到的高考改革方案的确回应了几个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减少科目，是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不分文理科，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外语考试社会化、高考成绩之外综合平时学业水平，有利于改变“一考定终身”，形成相对多元化的录取机制。
因此，点赞的声音不少，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就
认为，高考改革举措经过了充分论证和思考，不会像社会上想象的那样，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而且，西方很多国家考试制度都是社会化、一年多考。
不过，质疑的声音也并非没有道理，《广州日报》在《高考改革，科目增减是“换汤不换药”》的文章中就提出疑问：社会化的外语考试将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外语分数是否纳入高考成绩总分。如果纳入总分，那会更大程度地加重考生的负担，因为他们为了获得最高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考。除非每个学校录取时，划定一个分数线或等级标准，只要考生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报考，但不能计入总分。
同样，“考试制度社会化、一年多考”确实是好，但一年多考的前提是，考试的方式必须改变，否则组织考试的成本太大。现在的高考是一年一考，但哪一年不是兴师动众?且不说考试当天要出动教育、环保、公安、交警、卫生等多个部门，单说组织专家命题，出于保密的要求，专家从开始命题到考生考完这段时间都必须“闭关”，在考完后，又要组织人力进行问卷，成本非常之高。如果一年多考，成本难以估算。
而对于不分文理科，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分文理科、减少科目，能不能达到最终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预期效果，我持怀疑态度。不能简单地说不分文理科，如果不分了，高校凭什么录取学生呢?根据大学学科设置，高中的课程设置大体上有一个分类，学生对文科或理科的倾向在高中已经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保持学科的类别，按类招生，可以说‘大文’、‘大理’，但不能简单地说不分文理科。”
显然，高考改革，不在于改形式，关键在于改内容，真正达到减负、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另外，方案推出来后，社会、高校、中学都要认可，否则很难改下去。
这也让我们联想到，这些年在高考改革问题上，我们作出过很多尝试，不少举措的政策出发点都可圈可点，但在具体实践中却走了样。比如，“自主招生”，在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教授罗和安看来，“自主招生是为提高素质教育设计的，但现状是老问题没解决，又产生教育不公等新问题。只要统计一下，各个层面、各个学校通过‘自主招生’招录的学生就可知，弱势群体的孩子少得多。有些学校录取的分差高达100分，给予了有社会资本的家庭极大的操作空间。”新华社甚至在一篇报道中以“高校在招生方面的裁量权越大，腐败空间就越大”为题作反思。
一方面，公平，是高考改革的要义之一，如果高考改革的结果却是让强势者有了上好大学的便利通道，改革也就失去了意义。就像《钱江晚报》在《自主招生不是错，权力透明很重要》中分析的：该不该下放选拔的权力，这个没有争议，关键还在于权力下放给谁。从教育部门下放到高校，可是高校又没有建立起一套很好的承载体系，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权力过大。而那些运行多年，虽然也不万能，但好歹完整的监管体系又失去了用武之地，这一增一减之间便产生了权力的寻租空间。
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不管是由教育部门主导改革，还是给高校放权自主操作，我们的高考改革始终还停留在思考“如何选拔”的问题上，而高考改革问题上的真正“主角”———学生的选择权利却被忽视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高考改革中值得商榷的价值观》中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高考改革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给偏才、怪才以升学的渠道，也不仅在于给学校自主权便于大学选拔人才，而在于切实扩大学生的选择权，选择考试、选择教育、选择大学。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学生拿着统一测试成绩，自由申请若干所大学，获得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根据学校录取的专业、承诺的教育服务进行选择。按照这一制度，学校的招生或许能自然打破单一的标准，各类人才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属。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很坦率地批评道：现在这些高考改革方案隔靴搔痒，很仓促，谁声音大就听谁的。他认为，教育改革应该是全社会的事，应该全面改革，而不应仅仅是盯住高校，局限于招生、考试、录取这些环节。要从根本上改变“上大学才能有前途”的社会观念，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到2020年大学毛录取率达到40%，那其他60%的人干什么呢?如果能让其他60%的人愉快地从农、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职业，那么大学的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为什么会有“上大学才能有前途”的观念?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的话或许才真正说到了点子上：“如果社会不同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是那么大，社会地位差距不是那么大，那可能就会好很多。”比如说在北欧，像挪威、丹麦这些地方，一个好的技术工人和大学教授、一个政府的部长，可以住在一个小区里，大家都可以住别墅，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分配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进一个职业院校无所谓，因为我最喜欢动手，动手是我的强项，那我就做技工;我有思想就到大学去做教授;我有行政管理的技能，就到政府做部长，这只是一个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我们现在不一样，大家必须要上大学，而且要上211、985这样的好学校，毕业才能找到好工作。所以，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其实教育问题的背后是深层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