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又离不开高考，我向来认为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种考试，没有高考不行，有高考就会对中小学有应试的导向。从中小学就开始的学业压力，除了跟高考制度有关外，很重要的还是中国人的教育价值观，这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自古就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度甚至过度重视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或教育部门，不管怎么发文件要减轻中小学学习负担，始终减不下来，一些基础课程，学校把它减下来了，家长又把它放在课外的假期里补回去，每到周末以及寒暑假，各种补习班、培训班，非常火爆。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年轻妈妈很多都是“教育狂热分子”。
崇尚儒家文化的东亚文化圈，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与中国类似，非常重视教育，华人尤其重视。那些移居海外，到美国去的华人、留学生，他们的后代，也要考高分、进名牌大学，像美国“虎妈”蔡美儿，就是华人中的典型。她已经是从菲律宾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了，血液里还流淌着中华的文化基因。这跟我们文化相关，虽然美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高考氛围，但华人的孩子学习任务一样很重。
南方周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讲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为适应新高考改革目标，真正撬动素质教育，中小学教育阶段未来可以做怎样的尝试?
刘海峰：很难，如果能做，也只能是渐进地做一些试验，主要是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原因。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大家办事都讲求人情关系。再者，诚信体系不够完善，如果要多元评价、综合录取，希望能够不完全看课业成绩、考试分数，那就要看推荐信、平时表现、成长记录等，这些往往会作假，没法判断真假。比如说平时拾金不昧，好不好?当然很好，但德的标准，如果不能量化，在大规模考试录取选拔的时候就没可比性。自主招生当然可以，但招生规模变大，有几十万人时，综合评价就需要量化，而德的量化可能会异化或走样。现在中国高校很难来做像西方高校录取体制那样的改革，不得不以考试分数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未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诚信体系的完善，情况会变好。现在像高考这么刚性的考试，都还有一些人挖空心思作弊，比较容易作假的东西，没有相当严格的把关，是无法采信的。
“高考改变命运”VS“读书无用论”
南方周末：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2.7%，对中国高等教育早已从精英化到了大众化，且正在普及化这一情况，一些考生和家长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许多人仍然将考上大学与改变命运直接画上等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刘海峰：虽然知识就是力量，但“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确实不如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了，我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对“高考改变命运”深有体会。那时别说考上大学，就是考上中专，一考出来都是国家准干部身份，都可以跳龙门。后来经过扩招，尤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后，上大学不一定能保障有好工作，现在高考改变命运、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有相当大的下降。不过，我向来认为，高考仍然可以改变命运，只是如果上很一般的学校，改变命运的幅度就比较小，比较难，但如果考到比较好的学校，尤其是到顶尖大学，大部分人还是能比较明显地改变命运，对一些农村孩子，尤其如此。比如考上了重点大学或者原来的“985”工程大学、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读出来以后，再不济，找个不错的工作还是没问题。再者，校友圈也是他/她的社会资本。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还是很多农村家庭和考生强烈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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