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又离不开高考,我向来认为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种考试,没有高考不行,有高考就会对中小学有应试的导向。从中小学就开始的学业压力,除了跟高考制度有关外,很重要的还是中国人的教育价值观,这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自古就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度甚至过度重视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或教育部门,不管怎么发文件要减轻中小学学习负担,始终减不下来,一些基础课程,学校把它减下来了,家长又把它放在课外的假期里补回去,每到周末以及寒暑假,各种补习班、培训班,非常火爆。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年轻妈妈很多都是“教育狂热分子”。
崇尚儒家文化的东亚文化圈,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与中国类似,非常重视教育,华人尤其重视。那些移居海外,到美国去的华人、留学生,他们的后代,也要考高分、进名牌大学,像美国“虎妈”蔡美儿,就是华人中的典型。她已经是从菲律宾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了,血液里还流淌着中华的文化基因。这跟我们文化相关,虽然美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高考氛围,但华人的孩子学习任务一样很重。
南方周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讲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为适应新高考改革目标,真正撬动素质教育,中小学教育阶段未来可以做怎样的尝试?
刘海峰:很难,如果能做,也只能是渐进地做一些试验,主要是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原因。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大家办事都讲求人情关系。再者,诚信体系不够完善,如果要多元评价、综合录取,希望能够不完全看课业成绩、考试分数,那就要看推荐信、平时表现、成长记录等,这些往往会作假,没法判断真假。比如说平时拾金不昧,好不好?当然很好,但德的标准,如果不能量化,在大规模考试录取选拔的时候就没可比性。自主招生当然可以,但招生规模变大,有几十万人时,综合评价就需要量化,而德的量化可能会异化或走样。现在中国高校很难来做像西方高校录取体制那样的改革,不得不以考试分数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未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诚信体系的完善,情况会变好。现在像高考这么刚性的考试,都还有一些人挖空心思作弊,比较容易作假的东西,没有相当严格的把关,是无法采信的。
“高考改变命运”VS“读书无用论”
南方周末: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2.7%,对中国高等教育早已从精英化到了大众化,且正在普及化这一情况,一些考生和家长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许多人仍然将考上大学与改变命运直接画上等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刘海峰:虽然知识就是力量,但“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确实不如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了,我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对“高考改变命运”深有体会。那时别说考上大学,就是考上中专,一考出来都是国家准干部身份,都可以跳龙门。后来经过扩招,尤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后,上大学不一定能保障有好工作,现在高考改变命运、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有相当大的下降。不过,我向来认为,高考仍然可以改变命运,只是如果上很一般的学校,改变命运的幅度就比较小,比较难,但如果考到比较好的学校,尤其是到顶尖大学,大部分人还是能比较明显地改变命运,对一些农村孩子,尤其如此。比如考上了重点大学或者原来的“985”工程大学、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读出来以后,再不济,找个不错的工作还是没问题。再者,校友圈也是他/她的社会资本。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还是很多农村家庭和考生强烈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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