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光明日报》的一篇旧文，看到今年的中高考成绩，觉得有必要再次反省这种高分考生越来越多的现象，稍加修改再次发表。
今年中高考分数公布，和我们预设的疫情影响分数下降的场景不同，各地高分考生纷纷井喷。
北京中考满分580分、570以上的考生创造了纪录，超过1400余人(一说1300余人)，而去年仅有9人。高考也一样，700分以上达到了80人，而2019年仅有24人。中高考都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不止是北京。上海中考考生总量约8万人，数学成绩在141-150(150)分的有26988人，136分以上的总数达到3.78万人，几乎逼近所有考生的一半。英语成绩在141-150分的高达15985万人，136分以上的也高达3万多人。
在河南，高考600分以上的考生达44162人，700分以上考生169人，但2019年高考状元也仅有702分。在河北，600分以上考生也超过了3万人，700分以上106人，均大幅提高，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都是高分考生，分数的筛选价值越来越微弱，也不断加剧着分数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分分计较，中考甚至是零点几分的计较。
选拔性考试变得越来越水平化、简单化，甚至模式化，高分考生越来越多。
以前的中高考不是这样的，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其区别度还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学业优秀与否，分数差距是很大的，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差距也不小。在中高考中，满分是极其稀缺的，能有一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已经了不起了。但现在，想当第一名，恨不得要求你门门是满分或者逼近满分。
为什么会这样?
总体上原因比较复杂，在我看来，大体有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把考试难度与负担强行挂钩，一直试图通过降低考试难度来减负。
第二，求稳成为各地中高考的核心政治诉求，民意诉求，导致中高考考试不断模式化，考试内容与题型甚至大面积固化。
第三，与招生改革的指导思想有关，相关部门一直希望以水平测试替代选拔性考试，破解应试教育，破解对分数的追求。
第四，家长对学生教育投入的重视，应试教育发达，客观上也导致水平也在提高。
第五，随着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普及，中高考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水平测试的职能，不得不部分水平化。当然，今年疫情备考不充分，让各级考试在命题上也不得不适当下调了难度，这是今年的特殊情况。
这里面有客观原因，比如面对高中与高等教育普及化，不得不承担把所有考生评测出来的职能。但也有一些非客观原因，更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就是把考试难度与负担强挂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舆论与大众对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考试口诛笔伐，无限上纲上线，指责大学教授也不会做什么题之类的标题比比皆是。考试试题难度被认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学生的负担，试题难度大，压力就大。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压力下，各级选拔性考试不断退让，追求稳定，降低难度。中高考试题因此越来越趋于模式化，甚至固化，“万年不变”的送分题越来越多，考基本智商的题比比皆是。中高考越来越像托福、雅思等水平化考试，越来越远离选拔性考试。
这是近年来各类升学考试中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其背后无非是一个荒唐的逻辑：试题难度与学生负担成正比，为降低负担而不断降低难度。
其实，考试的难度与负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个浅显的基本逻辑，基本道理。如果谈到负担，其实只与你考试的期望值相关联。再简单的考试，想考第一都是比较难的，再难的考试，想考零分都是很容易的，而非试题的难度。但遗憾的是，很多人把这个逻辑颠倒了。
这一现象，还与我们近年一些招生改革的思想有关，与倡导甚至照搬英美的招生录取方式有关，推行选拔性考试水平化、等级化，试图以水平测试破解应试教育难题。
不同的考试，其定位与目的，效果和作用是不同的，简单从功能上来说，一种是水平考试，一种是选拔性考试。原则上讲，水平考试难度相对较低，从测量角度看，区分度较低，是粗颗粒的，只是一个大致分层。但是选拔性测试不同，它更强调对优秀人才的区别与选拔，要求区分度更高，是细颗粒的。
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的各种考试多数是前者。美国“高考”SAT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美国的“中考”SSAT类似我们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同样，托福也是一种语言水平测试。这类水平测试在分数的计量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老SAT满分为2400分时，即便再低，一般也不会低于1200分，想低于这个分，稀缺度和考2380分以上一样难，因此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SAT能考到1100，我就请你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