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光明日报》的一篇旧文,看到今年的中高考成绩,觉得有必要再次反省这种高分考生越来越多的现象,稍加修改再次发表。
今年中高考分数公布,和我们预设的疫情影响分数下降的场景不同,各地高分考生纷纷井喷。
北京中考满分580分、570以上的考生创造了纪录,超过1400余人(一说1300余人),而去年仅有9人。高考也一样,700分以上达到了80人,而2019年仅有24人。中高考都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不止是北京。上海中考考生总量约8万人,数学成绩在141-150(150)分的有26988人,136分以上的总数达到3.78万人,几乎逼近所有考生的一半。英语成绩在141-150分的高达15985万人,136分以上的也高达3万多人。
在河南,高考600分以上的考生达44162人,700分以上考生169人,但2019年高考状元也仅有702分。在河北,600分以上考生也超过了3万人,700分以上106人,均大幅提高,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都是高分考生,分数的筛选价值越来越微弱,也不断加剧着分数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分分计较,中考甚至是零点几分的计较。
选拔性考试变得越来越水平化、简单化,甚至模式化,高分考生越来越多。
以前的中高考不是这样的,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其区别度还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学业优秀与否,分数差距是很大的,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差距也不小。在中高考中,满分是极其稀缺的,能有一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已经了不起了。但现在,想当第一名,恨不得要求你门门是满分或者逼近满分。
为什么会这样?
总体上原因比较复杂,在我看来,大体有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把考试难度与负担强行挂钩,一直试图通过降低考试难度来减负。
第二,求稳成为各地中高考的核心政治诉求,民意诉求,导致中高考考试不断模式化,考试内容与题型甚至大面积固化。
第三,与招生改革的指导思想有关,相关部门一直希望以水平测试替代选拔性考试,破解应试教育,破解对分数的追求。
第四,家长对学生教育投入的重视,应试教育发达,客观上也导致水平也在提高。
第五,随着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普及,中高考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水平测试的职能,不得不部分水平化。当然,今年疫情备考不充分,让各级考试在命题上也不得不适当下调了难度,这是今年的特殊情况。
这里面有客观原因,比如面对高中与高等教育普及化,不得不承担把所有考生评测出来的职能。但也有一些非客观原因,更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就是把考试难度与负担强挂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舆论与大众对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考试口诛笔伐,无限上纲上线,指责大学教授也不会做什么题之类的标题比比皆是。考试试题难度被认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学生的负担,试题难度大,压力就大。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压力下,各级选拔性考试不断退让,追求稳定,降低难度。中高考试题因此越来越趋于模式化,甚至固化,“万年不变”的送分题越来越多,考基本智商的题比比皆是。中高考越来越像托福、雅思等水平化考试,越来越远离选拔性考试。
这是近年来各类升学考试中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其背后无非是一个荒唐的逻辑:试题难度与学生负担成正比,为降低负担而不断降低难度。
其实,考试的难度与负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个浅显的基本逻辑,基本道理。如果谈到负担,其实只与你考试的期望值相关联。再简单的考试,想考第一都是比较难的,再难的考试,想考零分都是很容易的,而非试题的难度。但遗憾的是,很多人把这个逻辑颠倒了。
这一现象,还与我们近年一些招生改革的思想有关,与倡导甚至照搬英美的招生录取方式有关,推行选拔性考试水平化、等级化,试图以水平测试破解应试教育难题。
不同的考试,其定位与目的,效果和作用是不同的,简单从功能上来说,一种是水平考试,一种是选拔性考试。原则上讲,水平考试难度相对较低,从测量角度看,区分度较低,是粗颗粒的,只是一个大致分层。但是选拔性测试不同,它更强调对优秀人才的区别与选拔,要求区分度更高,是细颗粒的。
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的各种考试多数是前者。美国“高考”SAT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美国的“中考”SSAT类似我们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同样,托福也是一种语言水平测试。这类水平测试在分数的计量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老SAT满分为2400分时,即便再低,一般也不会低于1200分,想低于这个分,稀缺度和考2380分以上一样难,因此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SAT能考到1100,我就请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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